《十月之交》是周幽王時的一個朝廷小官，因為不滿于當政者皇父諸人在其位不謀其政，不管社稷安危，只顧中飽私囊的行為而作的一首政治怨刺詩。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詩經《十月之交》以供大家閱讀。

　　詩經《十月之交》原文：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醘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污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詩經《十月之交》譯文：

　　九月底來十月初，十月初一辛卯日。天上日食忽發生，這真是件大丑事。月亮昏暗無顏色，太陽慘淡光芒失。如今天下眾黎民，非常哀痛難抑制。

　　日食月食示兇兆，運行常規不遵照。全因天下沒善政，空有賢才用不了。平時月食也曾有，習以為常心不擾。現在日食又出現，嘆息此事為兇耗。

　　雷電轟鳴又閃亮，天不安來地不寧。江河條條如沸騰，山峰座座盡坍崩。高岸竟然成深谷，深谷卻又變高峰。可嘆當世執政者，不修善政止災兇。

　　皇父顯要為卿士，番氏官職是司徒。冢宰之職家伯掌，仲允御前做膳夫。內史棸子管人事，蹶氏身居趣馬職。楀氏掌教官師氏，美妻惑王勢正熾。

　　嘆息一聲這皇父，難道真不識時務?為何調我去服役，事先一點不告訴?拆我墻來毀我屋，田被水淹終荒蕪。還說“不是我殘暴，禮法如此不合糊”。

　　皇父實在很圣明，遠建向都避災殃。選擇親信作三卿，真是富豪多珍藏。不愿留下一老臣，讓他守衛我君王。有車馬人被挑走，遷往新居地在向。

　　盡心竭力做公事，辛苦勞煩不敢言。本來無錯更無罪，眾口喧囂將我讒。黎民百姓受災難，災難并非降自天。當面聚歡背后恨，罪責應由小人擔。

　　綿綿愁思長又長，勞心傷神病懨懨。天下之人多歡欣，獨我憂深心不安。眾人全都享安逸，唯我勞苦不敢閑。只要周朝天命在，不敢效友茍偷安。

　　詩經《十月之交》鑒賞：

　　《十月之交》是周幽王時的一個朝廷小官，因為不滿于當政者皇父諸人在其位不謀其政，不管社稷安危，只顧中飽私囊的行為而作的一首政治怨刺詩。《毛詩序》認為此詩作于幽王時，鄭玄認為作于厲王時。阮元在《揅經室集》中對鄭玄之說多有駁辨。據天文學家考訂，此詩中記載的日食發生在公元前776年9月6日(周幽王六年夏歷十月一日)，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錄。則此詩應作于公元前776年(幽王六年)。

　　詩共八章，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將日食、月食、強烈地震同朝廷用人不善聯系起來，抒發自己深沉的悲痛與憂慮。詩人不理解日食、月食、地震發生的原因，認為它們是上天對人類的警告，所以開篇先說十月初一這天發生了日食。“日者，君象也”，夏末老百姓即以日喻君。日而無光，在古人是以為預示著有關君國的大災殃。詩人將此事放在篇首敘出，使人震驚。第二章將國家政治頹敗、所用非人同日食聯系起來議論，第三章又連帶敘出前不久發生的強烈地震。詩人關于這些極度反常的自然現象的描述，表現了他對于國家前途的無比擔憂和恐懼。詩中寫的地震有史實記載，《國語·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詩中“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具有特征性的大特寫使兩千多年后的人讀起來，仍然感到驚心動魄。詩人的如椽巨筆為讀者描繪了一幅歷史上少有的巨大的災變圖。

　　此詩猶如一首悲憤的樂曲，第一部分節奏強烈，寫出了詩人所見到的上天震怒的狀況，在震驚與恐懼中又纏繞著詩人無限的憂傷。他不明白當今執政者為何不行善政制止天災，這就很自然地過渡到詩的第二部分(中三章)：回顧與揭露當今執政者的無數罪行。詩中開列了皇父諸黨的清單，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些人從里到外把持朝政，欺上瞞下。皇父卿士，不想怎樣把國家治理好，而是強抓丁役，搜括民財，擾民害民，并且還把這種行為說成是合乎禮法的。他把聰明才智全用在維護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國家岌岌可危，毫無悔罪之心，也沒有一點責任感，自己遠遠遷于向邑，而且帶去了許多貴族富豪，甚至不給周王留下一個有用的老臣。用這樣的人當權，國家沒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誰重用了這些人呢?詩人用“艷妻煽方處”一句含蓄地指出了居于幕后的周幽王。

　　第三部分(后二章)寫詩人在天災人禍面前的立身態度。他雖然清醒地看到了周朝的嚴重危機，但他不逃身遠害，仍然兢兢業業、盡職盡公。在忠直與邪惡兩類臣子中，詩人是屬于忠直的一類;在統治階級內部斗爭中，詩人又是屬于失敗的一類。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詩人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是一致的。在詩中，詩人哀嘆個人的不幸，哀嘆政治的腐敗、黑暗與不公，實際上也就是在哀嘆著國家的命運。所以說，這一部分同前兩部分是有聯系的。詩人從三個角度有力地表現了憂國這個主題。

　　全詩從天昏地暗和山川翻覆這可怕的災異，說到朝廷的壞人專權和國家的岌岌可危，然后說到面對此等情況個人在去從上的選擇，叫人感到詩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情懷，開屈原“伏清白以死直”精神之先河。這是一首內容充實又情感進發的政治抒情詩。它同《詩經》中的其他政治抒情詩都對偉大愛國詩人屈原有不可否認的影響，但這首詩在創作手法上是現實主義的。由于詩人對朝廷的情況了如指掌，由于詩人難以抑制的悲憤，又由于詩人寫之于日食這個在當時人看來十分重大的災異之后，所以詩中有不少實錄，直書了一些事實。從這個角度來說，它又是一首史詩，在這方面它對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作品有著深刻的影響。

　　此詩的語言基本上是直言抒寫，噴涌而出，但有的地方也采用反語和冷峻的諷刺，如“艷妻煽方處”、“皇父孔圣”。有的語言表現力很強，如說皇父等人強霸百姓田產時，用“予不戕，禮則然矣”充分表現了他們的強詞奪理、蠻橫霸道。

　　有關《詩經》讀后感推薦：

　　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下，聳立著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上層建筑。”在《詩經》產生的年代，我們的先人在自然條件相當艱苦的黃河流域以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起一個農業社會。這個社會為了生存發展，需要強大的集體力量，需要內部秩序的穩定與和諧，而相應地需要抑制其社會成員的個性自由和與之相聯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這種“生存的社會條件下”，形成了《詩經》的思想和藝術特色。并且，由于中國——尤其中原社會的基本特點維持甚久，作為中國文學重要起點、又被奉為儒家經典的《詩經》，其特色對于后代文學的影響，也就非常之深遠。

　　《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于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于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后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詩經》里大量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所謂“賦”，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是“敷陳其事而直言之”。這包括一般陳述和鋪排陳述兩種情況。大體在《國風》中，除《七月》等個別例子，用鋪排陳述的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詩，鋪陳的場面較多。漢代辭賦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鋪陳。雖然從《詩經》到漢賦還間隔許多環節，但說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詩經》，也未嘗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

　　《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后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直接影響了后世詩人的創作。

　　總之，《詩經》的語言形式形象生動，豐富多彩，往往能“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文心雕龍·物色》)。但雅、頌與國風在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得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這些語氣詞在雅、頌中也出現過，但不如國風中數量眾多，富于變化。國風中對語氣詞的驅遣妙用，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達到了傳神的境地。雅、頌與國風在語言上這種不同的特點，反映了時代社會的變化，也反映出創作主體身份的差異。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地體現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