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散文欣賞篇1：我的母親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侯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聘書丑)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門。先生家里有人把鎖匙從門縫里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愛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后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息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侯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樣從家里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后，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的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慶去睡。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我母樣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侯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里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么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雜里，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給了某人什么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二、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撲克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胡適的散文欣賞篇2：高夢旦先生小傳(1)

　　民國十年的春末夏初，高夢旦先生從上海到北京來看我。他說，他現在決定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事，他希望我肯去做他的繼任者。他說：“北京大學固然重要，我們總希望你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事業。我們的意思確是十分誠懇的。”

　　那時我還不滿三十歲，高先生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他的談話很誠懇，我很受感動。我對他說：“我決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一個支配幾千萬兒童的知識思想的機關，當然比北京大學重要多了。我所慮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這件事。”當時我答應他夏天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去住一兩個月，看看里面的工作，并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夢旦先生的付托。

　　那年暑假期中，我在上海住了四十五天，天天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去，高先生每天他把編譯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給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紹和我談話。每天他家中送飯來，我若沒有外面的約會，總是和他同吃午飯。我知道他和館中的老輩張菊生先生、鮑咸昌先生、季拔可先生，對我的意思都很誠懇。但是我研究的結果，我始終承認我的性情和訓練都不配做這件事。我很誠懇的辭謝了高先生。他問我意中有誰可任這事。我推薦王云五先生，并且介紹他和館中各位老輩相見。他們會見了兩次之后，我就回北京去了。

　　我走后，高先生就請王云五先生每天到編譯所去，把所中的工作指示給他看，和他從前指示給我看一樣。一個月之后，高先生就辭去了編譯所所長，請王先生繼他的任，他自己退居出版，盡心盡力的襄助王先生做改革的事業。

　　民國十九年，玉云五先生做了商務印書館的。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商務印書館的閘北各廠都被日本軍隊燒毀了。兵禍稍定，王先生決心要做恢復的工作。高先生和張菊生先生本來都已退休了，當那危急的時期，他們每天都到館中來襄助王先生辦事。兩年之中，王先生苦心硬干，就做到了恢復商務印書館的奇績。

　　我特記載這個故事，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美談。王云五先生是我的教師，又是我的朋友，我推薦他自代，這并不足奇怪。最難能的是高夢旦先生和館中幾位老輩，他們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他們畢生經營的事業付托給他：后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托給了一個他們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多業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這是值得大書深刻，留給世人思念的。

　　高夢旦先生，福建長樂縣人，原名鳳謙，晚年只用他的表字“夢旦”為名。“夢旦”是在夢夢長夜里想望晨光的到來，最足以表現他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他早年自號“崇有”，取晉人裴1《崇有論》之旨，也最可以表現他一生崇尚實事痛恨清談的精神。

　　因為他期望光明，所以他最能欣賞也最能了解這個新鮮的世界。因為他崇尚實事，所以他不夢想那光明可以立刻來臨，他知道進步是一點一滴的積聚成的，光明是一線一線的慢慢來的。最要緊的條件只是人人盡他的一點一滴的責任，貢獻他一分一秒的光明。高夢旦先生晚年發表了幾件改革的建議，標題引一個朋友的一句話：“都是小問題，并且不難辦到。”這句引語最能寫出他的志趣。他一生做的事，三十年編纂小學教科書，三十年提倡他的十三個月的歷法，三十年提倡簡筆字，提倡電報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都是他認為不難做到的小問題。他的賞識我，也是因為我一生只提出一兩個小問題，鍥而不舍的做去，不敢好高務遠，不敢輕談根本改革，夠得上做他的一個小同志。

　　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熱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著一顆最仁愛暖熱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兒子、女兒都說：“吾父不僅是一個好父親，實兼一個友誼至篤的朋友。”他的侄兒、侄女們都說，“十一叔是圣人。”這個圣人不是圣廟里陪吃冷豬肉的圣人，是一個處處能體諒人，能了解人，能幫助人，能熱烈的、愛人的、新時代的圣火。他愛朋友，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他愛真理，崇拜自由，信仰科學。因為他信仰科學，所以他痛恨玄談，痛恨中醫。因為他愛國家社會，所以他愛護人才真如同性命一樣。他愛敬張菊生先生，就如同愛敬他的兩個哥哥一樣。他愛惜我們一班年輕的朋友，就如同他愛護他自己的兒女一樣。

　　他的最可愛之處，是因為他最能忘了自己。他沒有利心，沒有名心，沒有勝心。人都說他沖澹，其實他是濃摯熱烈。在他那濃摯熱烈的心里，他期望一切有力量而又肯努力的人都能成功勝利，別人的成功勝利都使他歡喜安慰，如同他自己的成功勝利一樣。因為濃摯熱烈，所以沖澹的好象沒有自己了。

　　高先生生于公歷一八七0年一月二十八日，死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葬在上海虹橋公墓。葬后第四個月，他的朋友胡適在太平洋船上寫這篇小傳。

　　胡適的散文欣賞篇3：丁在君這個人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里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寶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說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并且往往不放松他的“結論”。一個人對于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本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于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松，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么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吃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里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在滾水里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內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著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前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煙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凇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后，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著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得很重，他手里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干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久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周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并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則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