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師從李叔同，中國現代漫畫家，散文家，美術教育家和音樂教育家、翻譯家。關于其散文有哪些呢?下面小編為你整理了豐子凱的散文篇，希望你們喜歡!

　　豐子凱的散文篇1：梧桐樹

　　寓樓的窗前有好幾株梧桐樹。這些都是鄰家院子里的東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為它們和我隔著適當的距離，好像是專門種給我看的。它們的主人，對于它們的局部狀態也許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對于它們的全體容貌，恐怕始終沒看清楚呢。因為這必須隔著相當的距離方才看見。唐人詩云：“山遠始為容。”我以為樹亦如此。自初夏至今，這幾株梧桐樹在我面前濃妝淡抹，顯出了種種的容貌。

　　當春盡夏初，我眼看見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黃的小葉子一簇簇地頂在禿枝頭上，好像一堂樹燈，又好像小學生的剪貼圖案，布置均勻而帶幼稚氣。植物的生葉，也有種種技巧：有的新陳代謝，瞞過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換青黃。有的微乎其微，漸乎其漸，使人不覺察其由禿枝變成綠葉‘只有梧桐樹的生葉，技巧最為拙劣，但態度最為坦白。它們的枝頭疏而粗，它們的葉子平而大。葉子一生，全樹顯然變容。

　　在夏天，我又眼看見綠葉成陰的光景。那些團扇大的葉片，長得密密層層，望去不留一線空隙，好像一個大綠障;又好像圖案畫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見的庭院植物中，葉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無過于梧桐了。芭蕉葉形狀雖大，數目不多，那丁香結要過好幾天才展開一張葉子來，全樹的葉子寥寥可數。梧桐葉雖不及它大，可是數目繁多。那豬耳朵一般的東西，重董疊疊地掛著，一直從低枝上掛到樹頂。窗前擺了幾枝梧桐，我覺得綠意實在太多了。古人說“芭蕉分綠上窗紗”，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階前窗下的所見而已。若登樓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應見“梧桐分綠上窗紗”了。

　　一個月以來，我又眼看見梧桐葉落的光景。樣子真凄慘呢!最初綠色黑暗起來，變成墨綠;后來又由墨綠轉成焦黃;北風一吹，它們大驚小怪地鬧將起來，大大的黃葉便開始辭枝——起初突然地落脫一兩張來;后來成群地飛下一大批來，好像誰從高樓上丟下來的東西。枝頭漸漸地虛空了，露出樹后面的房屋來、終于只搿幾根枝條，回復了春初的面目。這幾天它們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經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了的光棍，樣子怪可憐的!我想起了古人的詩：“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現在倘要搜集它們的一切落葉來，使它們一齊變綠，重還故枝，回復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間一切支配者的勢力，盡了世間一切機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黃轉綠世間多，但象征悲哀的莫如落葉，尤其是梧桐的落葉。

　　但它們的主人，恐怕沒有感到這種悲哀。因為他們雖然種植了它們，所有了它們，但都沒有看見上述的種種光景。他們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們的根干，站在階前仰望它們的枝葉，為它們掃掃落葉而已，何從看見它們的容貌呢?何從感到它們的象征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可知藝術也是不能被占有的。

　　豐子凱的散文篇2：行路易

　　古人有“行路難”這句老話。但在今日的新中國，這句話已經失卻時效。今日在中國是“行路易”的時代了。有事為證：我久不乘電車了。前幾天我出門買物，到站上等電車。我看見電車將要到站，無意識地全身緊張起來，這是解放前長年的習慣所使然：一則因為人都爭先恐后，攀登要敏捷，不然吃售票員或別人的罵;二則耽心著車中無座位，必須捷足先登，拼命爭齲然而我的無意識的緊張是徒勞的：車子一

　　停下，售票員先喊：“讓老先生先上車!”他就伸手拉著我的左臂。接著站臺上有一個乘客扶著我的右臂，一迎一送，我毫不費力地上了電車，猶如乘升降機一般。

　　車廂里不能說很擠，但也已經沒有座位，并且有四五個人站關。我一上車，同時有兩三個人站起來讓位，招呼我去坐。我正在猶豫的時候，離開我最近的一個青年乘客敏捷地站起身來，說“這里近便”，就硬拉我坐下了。接著有一個女青年乘客拿著一把摺疊扇默默地送交我。原來這是我的扇子，插在衣袋里，上車時掉落在站上，她拾了來送還我的。

　　過了幾站，下車的人多了，車廂里空起來。售票員拿出些連環畫小冊子來，向人推薦。我也接了一冊。坐在我旁邊的一個壯年男乘客笑著向他婉謝，說：“我有些頭暈，不想看書。”賣票員眉頭一皺，伸手向袋袋里摸出一匣萬金油來，說：“阿要塌點萬金油?”乘客感謝地接受了。這時候我發生一種感覺：覺得我好像不是在乘電車，而是在作客，或者坐在家里。

　　我下車后，走到國際書店去買了一大包書。我提了這包書走到第一百貨商店，上樓去買了兩瓶酒和兩瓶桔子露。我一只手挾了一大包洋裝書，一只手提了四瓶酒和露，從扶梯上走下去的時候，覺得負擔相當重;那根拐杖不能扶我，反而吊住我的手臂。要我負擔它了。忽然一個穿人民裝的青年走近我來，說：“老伯伯，我幫你拿，送你上車。”就搶了我兩只手里的兩件重東西，和我并肩走下扶梯去。我想奪回一

　　件，但他一定不肯，說：“我們年青人不在乎。”我拄著拐杖和他一同走到了商店門口，想雇三輪車。可是門口沒有車子，須得跑一段路，到橫路口的停車處去雇。我不好意思再讓他送，伸手想奪回兩件東西，說：“走平路我自己拿得動。”但他又一定不肯，把東西藏在身后，不讓我奪。我只得由他護送，一直護送我上三輪車。到了家門口，三輪車的駕駛員又替我拿了這兩件重東西，送到我家里，放在桌子上。

　　我坐在三輪車里的時候，撫今思昔，覺得這真是“行路易”的時代了!我多么幸福!同時我又回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那時我住在東京，有一個夏天的傍晚，和五六

　　個朋友出門去散步乘涼。正在迎著海風逍遙倘徉的時候，橫弄里走出一個老太婆來，她搬著一大塊棕棚之類的重東西，氣喘地走在我們后面。忽然她向我們的隊伍里喊：“你們哪一位替我搬一搬，好不好?”我們都是帶了輕松愉快的心情出來乘涼散步的，不愿意搬重東西，大家婉謝她，快步向前，避開了她。……當時我曾經把這件事寫成一篇隨筆(見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緣緣堂隨筆》第5頁《東京某晚的事》)。這篇隨筆的末了說我每次回想起這件事，總覺得很有意味。我從來不曾從素不相識的路人受到這樣唐突的要求。那老太婆的話，似乎應該用在家庭里或學校里，決不是在路上可以聽到的。這是關系深切而親愛的小團體中的人們之間所有的話，不適用于“社會”或“世界”的大團體中的所謂“陌路人”之間。這老太婆誤把陌路當作家庭了。

　　這老太婆原是悖事的，唐突的。然而我卻在想像：假如真能像這老太婆所希望、有這樣的一個世界：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親愛，互相幫助，共樂其生活，那時陌路就變成家庭，這親愛、互助，老太婆就并不悖事，并不唐突了。這是多么可憧憬的世界。

　　這篇隨筆是1925年寫的，即三十三年前寫的。我今天出門乘車買物所經歷的，正是當時我所憧憬的那個世界里的狀態。想不到我當時在外國所夢想的世界，會在三十三年后的新中國實現。這真是多么可慶喜而光榮的事啊!

　　豐子凱的散文篇3：懷李叔同先生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親生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墜地后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著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征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廣，終以才子馳名于當時的上海。后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披發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于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凄風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氣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后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扎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于眉目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地做一個翩翩公子。

　　后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于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后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并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小仲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場。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卷發，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后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后來遷回中國，李先生就脫身而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梁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地做一個留學生。

　　他回國后，在上海太平洋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范請去教圖畫、音樂。后來又應杭州師范之聘，同時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我就是杭州師范的學生。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于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合身，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表，也很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余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后來他范畫給我們看。畫畢把范畫貼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摹。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于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蘆呢?于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此后李先生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較為詳細。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后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藏。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并不對我談道。但我發見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仿佛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后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陪伴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日之后，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