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散文精選
國外散文精選篇1:《熱愛生命》
(法)蒙田
我對于某些詞語賦予特殊的含義。拿“度日”來說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時候,我將“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陰”,而風和日麗的時候,我卻不愿意去“度”,這時我在慢慢賞玩、領略美好的時光。
壞日子,要飛快去“度”,好日子,要停下來細細品嘗。“度日”,“消磨時光”的常用語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習氣。他們以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將它打發,消磨,并且盡量回避它,無視它的存在,仿佛這是一件苦事、一件賤物似的。至于我,我卻認為生命不是這個樣的,我覺得它值得稱頌,富有樂趣,即使我到了垂暮之年也還是如此。我們的生命來自自然的恩賜,它是優越無比的,如果我們覺得不堪生之重壓或是白白虛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們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枯燥無味,躁動不安,卻將全部希望寄托于來世。”
不過,我卻隨時準備告別人生,毫不惋惜。這倒不是生之艱苦或苦惱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質在于死。因此只有樂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惱。享受生活要講究方法。我比別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為生活樂趣的大小是隨著我們對生活的關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時光無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緊時間,去留住稍縱即逝的日子;我想憑時間的有效利用去彌補匆匆流逝的光陰。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暫,我愈要使之過得豐盈飽滿。
國外散文精選篇2:《巴爾扎克之死》
(法)雨果
1850年8月18日,我的妻子曾在白天去看望德·巴爾扎克夫人,她對我說,德·巴爾扎克先生奄奄一息。我直奔他那里。
德·巴爾扎克先生一年半以來染上了心臟肥大癥。二月革命以后,他到了俄國,在那里結了婚。他動身前幾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他;他已經叫苦不迭,大聲地喘息。1850年5月,他回到法國,結了婚,變得富有,卻行將就木。回來時他已經雙腿腫脹。四個會診的醫生給他聽診。其中一個即路易先生7月6日對我說:他活不到六個星期。他和弗雷德里克·蘇利埃〔蘇利埃(1800—1847)〕法國小說家、戲劇家,以《魔鬼回憶錄》蜚聲文壇患的是同一種病。
8月18日,我跟我的叔叔路易·雨果共進晚餐。一散席,我便與他分手,乘上一輛出租馬車。馬車把我送到博永區福蒂內林陰大道14號。德·巴爾扎克先生就住在那里。他買下德·博永先生的公館的殘留部分,這座低矮住宅的主要部分出于偶然才避免拆毀。他把這些破房子用家具布置得富麗堂皇,使之變成一幢迷人的小小公館,大門面臨福蒂內林陰大道,一個狹長的院子當作小花園,小徑這里那里切割開花壇。
我按了按鈴。月光蒙上了烏云。街道闃〔闃(qù)〕形容沒有聲音無人影。沒有人來開門。我按了第二次鈴。門打開了。一個女仆手拿蠟燭,出現在我面前。
“先生有何貴干?”她問。
她在哭泣。
我報了自己的名字。女仆讓我走進底層的客廳,在壁爐對面的一個托座上,放著大衛〔大衛(1748—1825)〕法國畫家、雕塑家,作品有《被暗殺的馬拉》《加冕大典》《分發鷹徽》等,巴爾扎克的胸像也十分有名的巴爾扎克大理石巨大胸像。一支蠟燭在客廳中央的橢圓形華麗桌子上燃燒著,這張桌子以六個式樣至善至美的金色小雕像作為支腳。
另一個也在哭泣的女人來對我說:
“他已奄奄一息。夫人回到自己房里。醫生們從昨天起已撒手不管他了。他左腿有個傷口。生的是壞疽。醫生們束手無策。他們說,先生的水腫是像豬肉皮似的水腫,是浸潤性的,這是他們的話,皮和肉就像豬肉,不可能為他做穿刺術。嗨,上個月先生就寢時撞上一件有人像裝飾的家具,皮膚劃破了,他身體內所有的水都流出來。醫生們說:哎呀!這使他們吃驚,從那時起,他們給他做穿刺術。他們說:按常規辦事吧。但腿上又生了個膿腫。給他動手術的是魯先生。昨天,起掉了器械。傷口不出膿,但發紅、干燥、火辣辣的。于是他們說:他完了!便再也不來了。派人去找了四五個醫生,都白費力氣。所有的醫生都回答:沒有辦法。昨夜情況惡化。今天早上六點,先生不能說話了。夫人派人去找教士。教士來了,給先生做了臨終涂油禮。先生示意他明白了。一小時以后,他握了他妹妹德·舒維爾夫人的手。11個小時以來,他發出嘶啞的喘氣聲,再也看不見東西。他過不了今夜。如果您愿意,先生,我會去找德·舒維爾夫人,她還沒有睡下。”
這個女人離開了我。我等了一會兒。蠟燭剛剛照亮客廳富麗的陳設和掛在墻上的波布斯〔波布斯(1523—1584)〕即皮布斯,佛蘭德斯畫家,他的家族畫家頻出以及霍爾拜因〔霍爾拜因(1497—1543)〕德國畫家、雕塑家,作品有《扮鬼跳舞》等,是德國文藝復興的最后代表的出色繪畫。大理石胸像好似不久于人世那個人的幽靈那樣,朦朦朧朧佇立在昏暗中。一種尸體氣味充滿了屋子。
德·舒維爾夫人進來了,給我證實了女仆告訴我的一切。我要求見見德·巴爾扎克先生。
我們穿過一個走廊。登上鋪著紅地毯和擺滿藝術品──瓷瓶、雕像、油畫,擱著琺瑯制品的餐具櫥的樓梯,然后是另一道走廊,我看到一扇打開的門,我聽到很響的不祥的嘶啞喘氣聲。
我來到巴爾扎克的臥房。
一張床放在這個房間的中央。這是一張桃花心木床,床腳和床頭有橫檔和皮帶,表明這是一件用來使病人活動的懸掛器械。德·巴爾扎克先生躺在這張床上。他的頭枕在一堆枕頭上,人們還加上從房間的長靠背椅拿來的錦緞靠墊。他的臉呈紫色,近乎變黑,向右邊耷拉,沒有刮胡子,灰白的頭發理得很短,眼睛睜開,眼神呆滯。我看到側面的他,他這樣酷似皇帝〔皇帝〕指拿破侖。拿破侖(1769—1821),法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和軍事家,法蘭西第一帝國和百日王朝皇帝。
一個老女人,是女看護,還有一個男仆,站在床的兩側。枕后的桌上一支蠟燭燃燒著,另一支放在門旁的五斗柜上。一只銀壺放在床頭柜上。
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懷著某種恐怖默默無言,傾聽著垂危病人大聲嘶啞地喘息著。
枕頭邊的蠟燭強烈照射著掛在壁爐旁粉紅色和露出微笑的一幅年輕人肖像。
一股難以忍受的氣味從床上冒出來。我掀開毯子,捏住巴爾扎克的手。它布滿了汗。我捏緊這只手。他對擠壓沒有回應。
一個月前,正是在這同一個房間,我來拜訪他,他很高興,滿懷希望,不懷疑會復元,笑著指出他的腫脹。
我們對政治談論和爭論得很多。他責備我“蠱惑人心的宣傳”。他是正統主義者。他對我說:“您怎么能這樣平靜地放棄這個僅次于法國國王頭銜的最美的法國貴族院議員頭銜呢?”
他這樣對我說:“我擁有德·博永先生的房子,除去花園,但加上街角那座小教堂的圣樓。我的樓梯上有扇門開向教堂。鑰匙一轉,我就能做彌撒〔彌撒〕天主教的主要宗教儀式。該教稱舉行這種儀式就是重復耶穌在十字架上對天主的祭獻。它是拉丁文missɑ的音譯,原為該儀式前段結束時遣散尚未受洗禮者,并于最后遣散全體參與者的用語,后遂成為儀式的名稱,我更看重圣樓而不是花園。”
我跟他分手時,他送我走到這道樓梯,他走路很艱難,給我指出這道門,他對妻子喊道:“尤其要讓雨果看看我所有的畫。”
女看護對我說:
“他在天亮時就會斷氣的。”
我下樓時腦際帶走這蒼白的臉;穿過客廳時,我又看到一動不動、冷漠無情、傲視一切、隱約閃光的胸像,我將死和不朽作比較。
回到家里,這是一個星期天,我看到幾個人在等我,其中有土耳其代辦黎查?貝,西班牙詩人納瓦雷特和意大利流亡者阿里瓦貝納伯爵。我對他們說:諸位,歐洲即將失去一個偉才。
他在夜里與世長辭,享年51歲。
下葬是在星期三。
他先停放在博永小教堂,他經過這扇門:惟有這扇門的鑰匙,對他來說,比以往的包稅人所有的天堂似的花園更為寶貴。
他謝世那一天,吉羅雕塑他的肖像。人們本想澆鑄他的面模,但是無法做到,面孔毀壞得很快。他去世的第二天早上,趕來的模塑工人發現臉孔已毀敗,鼻子塌倒在臉頰上。人們把他放進包鉛的橡木棺材里。
宗教儀式是在圣菲利普—杜—魯勒教堂進行的。我站在靈柩旁邊尋思,我的二女兒就在這里洗禮,從那天以后,我沒有再看過這個教堂。在我們的記憶中,死亡連接出生。
內政部長巴羅什前來參加葬禮。在教堂里他坐在我旁邊,追思臺前面,他不時同我交談。
他對我說:“這是一個杰出的人。”
我對他說:“這是一個天才。”
送葬行列穿過巴黎,經過大街來到拉雪茲神甫公墓。我們從教堂出發和到達墓園時,雨滴往下飄落。這一天,老天爺似乎也灑落幾滴眼淚。
我走在靈柩前頭的右邊,手執柩衣的一根銀色流蘇〔流蘇〕裝在車馬、樓臺、帳幕等上面的穗狀飾物〔卡齊米爾·德拉維涅(1793—1843)〕法國詩人。戲劇家,作品有《西西里晚禱》《老頭學堂》等。大仲馬〔大仲馬(1802—1870)〕法國作家。代表作有《三個火槍手》《基度山伯爵》在另一邊。
我們來到山岡上居高臨下的墓穴時,那里有一大片人,道路崎嶇不平而又狹窄,幾匹馬艱難地往上爬,要拉住往下墜的靈柩。我被擠在一只車輪和一座墳墓之間。我差點被車壓著。站在墳塋上的觀眾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提到他們身旁。
整個路程我們都是步行。
人們把靈柩放到墓穴里,這個墓穴與沙爾·諾迪埃〔沙爾·諾迪埃(1780—1844)〕法國作家,曾組織浪漫派的文社,作品有《故事集》《斯瑪拉》等。和卡齊米爾·德拉維涅為鄰。教士念了最后的祈禱,我說了幾句話。
在我講話時,太陽西沉。整個巴黎在我看來處在遠處落日輝煌的霧氣中。幾乎在我腳邊,泥土崩塌落在墓穴里,我的講話被跌落在靈柩上的泥土沉悶的響聲打斷了。
國外散文精選篇3:《無知的樂趣》
(英)羅伯特
同一個普通城裏人在鄉下散步,而不對他的無知的領域象海洋那樣寬闊感到驚訝是不可能的。成千上萬的男女活著然後死去,一輩子也不知道山毛櫸和榆樹之間有什麼區別,不知道烏鶇和畫眉的啼鳴有什麼不同。我們整整一生都有鳥生活在我們的周圍,然而我們的觀察力是如此微弱,以致我們中間許多人弄不清楚蒼頭燕雀是否會唱歌,說不出布谷鳥是什麼顏色。我們象孩子似地爭論布谷鳥是否飛的時候總是唱歌還是僅僅有時候在樹枝上唱歌,爭論查普曼(英國作家和翻譯家)的下面兩行詩是根據他的想象呢,還是根據他對大自然的認識寫的:
當布谷鳥在翠綠的橡樹懷中歌唱,
初次使人們在明媚春天心花怒放。
然而,這種無知並不完全是可悲的。從這種無知我們可以得到有所發現的樂趣。這種樂趣是經常的,只要我們足夠無知。
博物學家的幸福在某種程度上也依靠他的無知,無知給他留下這類新天地讓他去征服。他可能在書本上已經達到了知識的頂峰本身,但,在他用自己的眼睛證實每一個光輝的細節之前,他仍然感到是半無知的。他希望親眼看見雌布谷鳥一種罕見的情景——在地上下蛋然後用嘴把蛋叼到窩裏(在這窩裏註定要發生殺害幼鳥的事件)去。他將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裏,望遠鏡緊貼著眼睛,為的是親自確認或駁斥這樣的說法,說布谷鳥確實是在地上而不是在窩裏下蛋的。如果他是十分有幸竟然發現了這種最遮遮掩掩的鳥在下蛋,那麼也仍然有其它領域在等待他去征服,有一大堆有爭論的問題等待他去解答。無疑,科學家們迄今沒有理由為他們錯過的無知而哭泣。要是他們似乎什麼都懂,那麼這僅僅是因為你我幾乎什麼都不懂。在他們發掘出的每一個事實下面總是有一筆無知的財富在等待著他們。
我曾經有一次聽到一位聰明的太太問,新月是否總是在相同的星期幾出現。她補充說也許最好是不知道,因為,如果人們事先不知道什麼時候、在天上的哪個地方能夠看見新月,那麼它的出現總會給人帶來意外的愉快。然而,我想,即使對那些熟悉新月的活動時間表的人們,新月也總是出乎意料地來到的。我們並不會因為我們對一年四季的職司有足夠的知識,知道要在三月或四月,而不是在十月裏,去找報春花,而在發現一株早開的報春花時就不那麼高興。我們也知道蘋果樹是在結果子之前而不是在結果子之後開花的,但當五月份我們到一家果園去度假日時,這並不會減少我們對假日之美妙所感到的驚訝。
一位當代的英國小說家曾經有一次被外國人問到:在英國,最重要的莊稼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黑麥。”象這樣的完全的無知,在我看來似乎帶有豪言壯語的味道;但是,即使是不識字的人的無知也是巨大的。使用電話機的普通人解釋不了電話機是怎樣工作的。他把電話、火車、鑄造排字機、飛機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正象我們的祖先把福音書中的奇跡視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一樣。對這些東西,他既不懷疑也不理解。我們每一個人好象只是調查了一個小圈子裏面的事實並把這些事實變成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識被大多數人看作是華而不實的東西。然而我們還是經常對我們的無知作出反應,加以反對的。我們不時地喚起自己並思考。我們喜歡對什麼事情都思考——思考死後的生活或思考那些象據說曾經使亞裏士多德感到困惑的問題——“為什麼從中午到子夜打噴嚏是好的,但從半夜到中午打噴嚏則是不吉利的”——人類感受過的最大歡樂之一是:迅速逃到無知中去追求知識。無知的巨大樂趣,歸根結蒂,是提問題的樂趣。已經失去了這種樂趣的人或已經用這種樂趣去換取教條的樂趣(這就是回答問題的樂趣)的人,已經在開始僵化。人們羨慕象喬伊特(本傑明,1817—1893,英國古典學者。—譯者)那樣愛一問到底的人,他在六十歲之後還坐下來學習生理學。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到達他這個年齡以前很久就已經失去了無知感。我們甚至對我們象松鼠那樣積攢的一點知識感到自負,並把不斷增長的年齡本身看作是無所不知的源泉。我們忘記了蘇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聞名於世並不是因為他無所不知而是因為他在七十歲的時候認識到他還什麼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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