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讀過豐子愷的隨筆散文嗎?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豐子愷的隨筆散文，以供大家閱讀。

　　豐子愷的隨筆散文：山中避雨

　　前天同了兩女孩到西湖山中游玩，天忽下雨。我們倉皇奔走，看見前方有一小廟，廟門口有三家村，其中一家是開小茶店而帶賣香煙的。我們趨之如歸。茶店雖小，茶也要一角錢一壺。但在這時候，即使兩角錢一壺，我們也不嫌貴了。

　　茶越沖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覺得掃興;這時候山中阻雨的一種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牽引了我的感興，反覺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謂“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體會了這種境界的好處。然而兩個女孩子不解這種趣味，她們坐在這小茶店里躲雨，只是怨天尤人，苦悶萬狀。我無法把我所體驗的境界為她們說明，也不愿使她們“大人化”而體驗我所感的趣味。

　　茶博士坐在門口拉胡琴。除雨聲外，這是我們當時所聞的唯一的聲音。拉的是《梅花三弄》，雖然聲音摸得不大正確，拍子還拉得不錯。這好像是因為顧客稀少，他坐在門口拉這曲胡琴來代替收音機作廣告的。可惜他拉了一會就罷，使我們所聞的只是嘈雜而冗長的雨聲。為了安慰兩個女孩子，我就去向茶博士借胡琴。“你的胡琴借我弄弄好不好?”他很客氣地把胡琴遞給我。

　　我借了胡琴回茶店，兩個女孩很歡喜。“你會拉的?你會拉的?”我就拉給她們看。手法雖生，音階還摸得準。因為我小時候曾經請我家鄰近的柴主人阿慶教過《梅花三弄》，又請對面弄內一個裁縫司務大漢教過胡琴上的工尺。阿慶的教法很特別，他只是拉《梅花三弄》給你聽，卻不教你工尺的曲譜。他拉得很熟，但他不知工尺。我對他的拉奏望洋興嘆，始終學他不來。后來知道大漢識字，就請教他。他把小工調、正工調的音階位置寫了一張紙給我，我的胡琴拉奏由此入門。現在所以能夠摸出正確的音階者，一半由于以前略有摸violin(1)的經驗，一半仍是根基于大漢的教授的。在山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我用胡琴從容地(因為快了要拉錯)拉了種種西洋小曲。兩女孩和著了歌唱，好像是西湖上賣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來看。一個女孩唱著《漁光曲》，要我用胡琴去和她。我和著她拉，三家村里的青年們也齊唱起來，一時把這苦雨荒山鬧得十分溫暖。我曾經吃過七八年音樂教師飯，曾經用piano(2)伴奏過混聲四部合唱，曾經彈過Beethoven的sonata(3)。但是有生以來，沒有嘗過今日般的音樂的趣味。

　　兩部空黃包車拉過，被我們雇定了。我付了茶錢，還了胡琴，辭別三家村的青年們，坐上車子。油布遮蓋我面前，看不見雨景。我回味剛才的經驗，覺得胡琴這種樂器很有意思。Piano笨重如棺材，violin要數十百元一具，制造雖精，世間有幾人能夠享用呢?胡琴只要兩三角錢一把，雖然音域沒有violin之廣，也盡夠演奏尋常小曲。雖然音色不比violin優美，裝配得法，其發音也還可聽。這種樂器在我國民間很流行，剃頭店里有之，裁縫店里有之，江北船上有之，三家村里有之。倘能多造幾個簡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漁光曲》—般流行于民間，其藝術陶冶的效果，恐比學校的音樂課廣大得多呢。我離去三家村時，村里的青年們都送我上車，表示惜別。我也覺得有些兒依依。(曾經搪塞他們說：“下星期再來!”其實恐怕我此生不會再到這三家村里去吃茶且拉胡琴了。)若沒有胡琴的因緣，三家村里的青年對于我這路人有何惜別之情，而我又有何依依于這些萍水相逢的人呢?古語云：“樂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樂教師沒有實證過這句話，不料這天在這荒村中實證了。

　　豐子愷的隨筆散文：懷李叔同先生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親生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墜地后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著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征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廣，終以才子馳名于當時的上海。后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披發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于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凄風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氣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后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扎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于眉目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地做一個翩翩公子。

　　后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于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后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并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小仲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場。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卷發，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后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后來遷回中國，李先生就脫身而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梁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地做一個留學生。

　　他回國后，在上海太平洋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范請去教圖畫、音樂。后來又應杭州師范之聘，同時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我就是杭州師范的學生。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于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合身，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表，也很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余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后來他范畫給我們看。畫畢把范畫貼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摹。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于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蘆呢?于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此后李先生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較為詳細。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后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藏。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并不對我談道。但我發見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仿佛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后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陪伴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日之后，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

　　豐子愷的隨筆散文：舊上海

　　所謂舊上海，是指抗日戰爭以前的上海。那時上海除閘北和南市之外，都是租界。洋涇浜(愛多亞路，即今延安路)以北是英租界，以南是法租界，虹口一帶是日租界。租界上有好幾路電車，都是外國人辦的。中國人辦的只有南市一路，繞城墻走，叫做華商電車。租界上乘電車，要懂得竅門，否則就被弄得莫名其妙。賣票人要揩油，其方法是這樣：

　　譬如你要乘五站路，上車時給賣票人五分錢，他收了錢，暫時不給你票。等到過了兩站，才給你一張三分的票，關照你：“第三站上車!”初次乘電車的人就莫名其妙，心想：我明明是第一站上車的，你怎么說我第三站上車?原來他已經揩了兩分錢的油。如果你向他論理，他就堂皇地說：“大家是中國人，不要讓利權外溢呀!”他用此法揩油，眼睛不絕地望著車窗外，看有無查票人上來。因為一經查出，一分錢要罰一百分。他們稱查票人為“赤佬”。赤佬也是中國人，但是忠于洋商的。他查出一賣票人揩油，立刻記錄了他帽子上的號碼，回廠去扣他的工資。有一鄉親初次到上海，有一天我陪她乘電車，買五分錢票子，只給兩分錢的。正好一個赤佬上車，問這鄉親哪里上車的，她直說出來，賣票人向她眨眼睛。她又說：“你在眨眼睛!”赤佬聽見了，就抄了賣票人帽上的號碼。

　　那時候上海沒有三輪車，只有黃包車。黃包車只能坐一人，由車夫拉著步行，和從前的抬轎相似。黃包車有“大英照會”和“小照會”兩種。小照會的只能在中國地界行走，不得進租界。大英照會的則可在全上海自由通行。這種工人實在是最苦的。因為略犯交通規則，就要吃路警毆打。英租界的路警都是印度人，紅布包頭，人都喊他們“紅頭阿三”。法租界的都是安南人，頭戴笠子。這些都是黃包車夫的對頭，常常給黃包車夫吃“外國火腿”和“五枝雪茄煙”，就是踢一腳，一個耳光。外國人喝醉了酒開汽車，橫沖直撞，不顧一切。最吃苦的是黃包車夫。因為他負擔重，不易趨避，往往被汽車撞倒。我曾親眼看見過外國人汽車撞殺黃包車夫，從此不敢在租界上坐黃包車。

　　舊上海社會生活之險惡，是到處聞名的。我沒有到過上海之前，就聽人說：上海“打呵欠割舌頭”。就是說，你張開嘴巴來打個呵欠，舌頭就被人割去。這是極言社會上壞人之多，非萬分提高警惕不可。我曾經聽人說：有一人在馬路上走，看見一個三四歲的孩子跌了一交，沒人照管，哇哇地哭。此人良心很好，連忙扶他起來，替他揩眼淚，問他家在哪里，想送他回去。忽然一個女人走來，摟住孩子，在他手上一摸，說：“你的金百鎖哪里去了!”就拉住那人，咬定是他偷的，定要他賠償。……是否真有此事，不得而知。總之，人心之險惡可想而知。

　　扒手是上海的名產。電車中，馬路上，到處可以看到“謹防扒手”的標語。住在鄉下的人大意慣了，初到上海，往往被扒。我也有一次幾乎被扒：我帶了兩個孩子，在霞飛路阿爾培路口(即今淮海中路陜西南路口)等電車，先向煙紙店兌一塊錢，錢包里有一疊鈔票露了白。電車到了，我把兩個孩子先推上車，自己跟著上去，忽覺一只手伸入了我的衣袋里。我用手臂夾住這只手，那人就被我拖上車子。我連忙向車子里面走，坐了下來，不敢回頭去看。電車一到站，此人立刻下車，我偷眼一看，但見其人滿臉橫肉，迅速地擠入人叢中，不見了。我這種對付辦法，是老上海的人教我的：你碰到扒手，但求避免損失，切不可注意看他。否則，他以為你要捉他，定要請你“吃生活”，即跟住你，把你打一頓，或請你吃一刀。

　　我住在上海多年，只受過這一次虛驚，不曾損失。有一次，和一朋友坐黃包車在南京路上走，忽然弄堂里走出一個人來，把這朋友的銅盆帽搶走。這朋友喊停車捉賊，那賊早已不知去向了。這頂帽子是新買的，值好幾塊錢呢。又有一次，冬天，一個朋友從鄉下出來，寄住在我們學校里。有一天晚上，他看戲回來，身上的皮袍子和絲綿襖都沒有了，凍得要死。這叫做“剝豬玀”。那搶帽子叫做“拋頂宮”。

　　妓女是上海的又一名產。我不曾嫖過妓女，詳情全然不知，但聽說妓女有“長三”、“幺二”、“野雞”等類。長三是高等的，野雞是下等的。她們都集中在四馬路一帶。門口掛著玻璃燈，上面寫著“林黛玉”、“薛寶釵”等字。野雞則由鴇母伴著，到馬路上來拉客。

　　四馬路西藏路一帶，傍晚時光，野雞成群而出，站在馬路旁邊，物色行人。她們拉住了一個客人，拉進門去，定要他住宿;如果客人不肯住，只要摸出一塊錢來送她，她就放你。這叫做“兩腳進門，一塊出袋”。

　　我想見識見識，有一天傍晚約了三四個朋友，成群結隊，走到西藏路口，但見那些野雞，油頭粉面，奇裝異服，向人撒嬌賣俏，竟是一群魑魅魍魎，教人害怕。然而竟有那些逐臭之夫，愿意被拉進去度夜。這叫做“打野雞”。有一次，我在四馬路上走，耳邊聽見輕輕的聲音：“阿拉姑娘自家身體，自家房子……”回頭一看，是一個男子。我快步逃避，他也不追趕。據說這種男子叫做“王八”，是替妓女服務的，但不知是哪一種妓女。總之，四馬路是妓女的世界。潔身自好的人，最好不要去。但到四馬路青蓮閣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

　　她們都有老鴇伴著，走上樓來，看見有女客陪著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見單身男子坐著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說長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上海的游戲場，又是一種烏煙瘴氣的地方。當時上海有四個游戲場，大的兩個：大世界、新世界;小的兩個：花世界、小世界。大世界最為著名。出兩角錢買一張門票，就可從正午玩到夜半。一進門就是“哈哈鏡”，許多凹凸不平的鏡子，照見人的身體，有時長得象絲瓜，有時扁得象螃蟹，有時頭腳顛倒，有時左右分裂……沒有一人不哈哈大笑。里面花樣繁多：有京劇場、越劇場、滬劇場、評彈場……有放電影，變戲法，轉大輪盤，坐飛船，摸彩，猜謎，還有各種飲食店，還有屋頂花園。總之，應有盡有。鄉下出來的人，把游戲場看作桃源仙境。我曾經進去玩過幾次，但是后來不敢再去了。為的是怕熱手巾。這里面到處有拴著白圍裙的人，手里托著一個大盤子，盤子里盛著許多絞緊的熱手巾，逢人送一個，硬要他揩，揩過之后，收他一個銅板。有的人拿了這熱手巾，先擤一下鼻涕，然后揩面孔，揩項頸，揩上身，然后挖開褲帶來揩腰部，恨不得連屁股也揩到。他盡量地利用了這一個銅板。那人收回揩過的手巾，丟在一只桶里，用熱水一沖，再絞起來，盛在盤子里，再去到處分送，換取銅板。

　　這些熱手巾里含有眾人的鼻涕、眼污、唾沫和汗水，仿佛復合維生素。我努力避免熱手巾，然而不行。因為到處都有，走廊里也有，屋頂花園里也有。不得已時，我就送他一個銅板，快步逃開。這熱手巾使我不敢再進游戲場去。我由此聯想到西湖上莊子里的茶盤：坐西湖船游玩，船家一定引導你去玩莊子。劉莊、宋莊、高莊、蔣莊、唐莊，里面樓臺亭閣，各盡其美。然而你一進莊子，就有人拿茶盤來要你請坐喝茶。茶錢起碼兩角。如果你坐下來喝，他又端出糕果盤來，請用點心。如果你吃了他一粒花生米，就起碼得送他四角。每個莊子如此，游客實在吃不消。如果每處吃茶，這茶錢要比船錢貴得多。于是只得看見茶盤就逃。

　　然而那人在后面喊：“客人，茶泡好了!”你逃得快，他就在后面罵人。真是大殺風景!所以我們游慣西湖的人，都怕進莊子去。最好是在白堤、蘇堤上的長椅子上閑坐，看看湖光山色，或者到平湖秋月等處吃碗茶，倒很太平安樂。

　　且說上海的游戲場中，扒手和拐騙別開生面，與眾不同。

　　有一個冬天晚上，我偶然陪朋友到大世界游覽，曾親眼看到一幕。有一個場子里變戲法，許多人打著圈子觀看。戲法變完，大家走散的時候，有一個人驚喊起來，原來他的花緞面子灰鼠皮袍子，后面已被剪去一大塊。此人身軀高大，袍子又長又寬，被剪去的一塊足有二三尺見方，花緞和毛皮都很值錢。這個人屁股頭空蕩蕩地走出游戲場去，后面一片笑聲送他。這景象至今還能出現在我眼前。

　　我的母親從鄉下來。有一天我陪她到游戲場去玩。看見有一個摸彩的攤子，前面有一長凳，我們就在凳上坐著休息一下。看見有一個人走來摸彩，出一角錢，向筒子里摸出一張牌子來：“熱水瓶一個。”此人就捧著一個嶄新的熱水瓶，笑嘻嘻地走了。隨后又有一個人來，也出一角錢，摸得一只搪瓷面盆，也笑嘻嘻地走了。我母親看得眼熱，也去摸彩。第一摸，一粒糖;第二摸，一塊餅干;第三摸，又是一粒糖。三角錢換得了兩粒糖和一塊餅干，我們就走了。后來，我們兜了一個圈子，又從這攤子面前走過。我看見剛才摸得熱水瓶和面盆的那兩個人，坐在里面談笑呢。

　　當年的上海，外國人稱之為“冒險家的樂園”，其內容可想而知。以上我所記述，真不過是皮毛的皮毛而已。我又想起了一個巧妙的騙局，用以結束我這篇記事吧：三馬路廣西路附近，有兩家專賣梨膏的店，貼鄰而居，店名都叫做“天曉得”。里面各掛著一軸大畫，畫著一只大烏龜。這兩爿店是兄弟兩人所開。他們的父親發明梨膏，說是化痰止咳的良藥，銷售甚廣，獲利頗豐。父親死后，兄弟兩人爭奪這爿老店，都說父親的秘方是傳授給我的。爭執不休，向上海縣告狀。官不能斷。兄弟二人就到城隍廟發誓：“誰說謊誰是烏龜!是真是假天曉得!”于是各人各開一爿店，店名“天曉得”，里面各掛一幅烏龜。上海各報都登載此事，鬧得遠近聞名。全國各埠都來批發這梨膏。

　　外路人到上海，一定要買兩瓶梨膏回去。兄弟二人的生意興旺，財源茂盛，都變成富翁了。這兄弟二人打官司，跪城隍廟，表面看來是仇敵，但實際上非常和睦。他們巧妙地想出這騙局來，推銷他們的商品，果然大家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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