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漢末社會的風風雨雨，將下層的士子們恣意播弄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對生命的真諦進行思索。有的高唱“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轗軻常苦辛” (《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表現出爭競人世的奮亢;有的則低吟“服食求神仙，多為民誤。不如馀美酒，被服紈與素”(同上《驅車上東門》)，顯示為及時行樂的頹唐。而這位愿以榮名為寶的詩人，則發而為潔身自好的操修。雖然他同樣擺脫不了為生命之謎而苦惱的世紀性的煩愁，然而相比之下，其思致要深刻一些，格調也似乎更高一點。

　　顯然，這是一乎哲理性的雜詩，但讀來卻非但不覺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韻。這一方面固然因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親，與后來玄言詩之過度抽象異趣，由四個層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詩人由抑而揚，由揚又以抑，再抑而再揚的感情節奏變化。另一方面，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位詩人已開始自覺不自覺地接觸到了詩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營構，情景的交融上，達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詩的前四句，歷來為人們稱道，不妨以之與《詩經》中相近的寫法作一比較。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這首《黍離》是《詩經》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會的周大夫宗國之思的教化說，不難看出亦為行人所作。以本詩與之相比，雖然由景物起興而抒內心憂苦的機杼略近，但構景狀情的筆法則有異。《黍離》三用疊詞“離離”、“靡靡”、“ 搖搖”，以自然的音聲來傳達情思，加強氣氛，是《詩經》作為上古詩歌的典型的樸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本詩則顯得較多匠心的營造。“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邁”、“悠悠”、“茫茫”、“搖”，疊詞與單字交疊使用，同樣渲染了蒼茫凄清的氣氛，然而不但音聲歷落，且由一點--“車”，衍為一線--“長道”，更衍為整個的面--“四顧”曠野。然后再由蒼茫曠遠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個“搖”字，不僅生動地狀現了風動百草之形，且傳達了風中春草之神，而細味之，更蘊含了詩人那思神搖曳的心態。比起《黍離》之“ 中心搖搖”來，本詩之“搖”字已頗具鍛煉之功，無怪乎前人評論這個搖字為“初見崢嶸”。這種構景與煉字的進展與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樞紐作用，已微逗文人詩的特征。唐皎然《詩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辭精義炳，婉而成章，始見作用之功。”(作用即藝術構思)，可稱慧眼別具;而本詩，對于我們理解皎然這一詩史論析，正是一個好例。

　　皎然所說“初見作用之功”很有意思，這又指出了《古詩十九首》之藝術構思尚屬于草創階段。本詩前四句的景象營構與鍛煉，其實仍與《黍離》較近，而與后來六朝唐代詩人比較起來，顯然是要簡單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陸云《答張博士然》： “行邁越長川，飄搖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機杼亦近，但刻煉更甚，而流暢不若。如果說《十首詩》是“秀才說家常話”(謝榛《四溟詩話》)，那末陸云則顯為秀才本色了。由《黍離》到本詩，再到陸云上詩，可以明顯看出中國古典詩歌的演進足跡，而本詩適為中介。所以陸士雍《古詩鏡?總論》說“《十九首》謂之《風》馀，謂之詩母”。

　　對于人生目的意義之初步的朦朧的哲理思考，對于詩歌之文學本質的初步的朧的覺醒。這兩個“初步”，也許就是本詩乃至《古詩十九首》整組詩歌，那永久的藝術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