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人謙恭好禮，有些過分好禮了，所以齊國晏嬰建議齊景公不用他，確實他不適合齊國的施政方針。要在春秋戰國時期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得臉厚、心狠、手辣，得見機行事善于權變，看樣子孔子不具備這些特質，而且他提倡的那一整套關于禮的理論，并不適合那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不實用啊。再說他臉皮也太薄了，與南子見了一面，回來被學生“不悅”，就急得發誓賭咒，“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不必這么緊張吧，反倒引人遐想。在他后期是有所醒悟了，會權變了，但他的形象已定型，沒人敢用他了。

孔子真正令人稱道的，還是在思想上和教育上的成就，他整理編寫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確是中國千年文化中經典中的經典，他教育學生的種種言論，讓我在這里評價一句正確都覺得不夠貼切不夠資格，因為孔子的思想已經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靈魂，每一個中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或多或少都受到孔子思想的滋養，我們其實更多要做的是用孔子的思想來衡量現實的所作所為，而不是以一已之私對孔子思想進行評論。

關于孔子的思想是一個太博大的話題，以我笨拙的筆墨無法寫出其中萬一，只是覺得很奇怪的是：一個說出那么多經典的對的話的人，為什么不能做對的事，讓他能夠在當世得償所愿施展才華呢?看到他那句：“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讓人不能不品出一些苦澀。

寒假史記讀后感600字（精選篇2）

許多人認為，中國歷史上只有人治沒有法治，這種看法過于絕對了。至少從《史記》里看，那時處臵刑犯并無太大的隨意性，還是有規律可循的，秦帝國更可以說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用法治最具有一貫性、也是最徹底的帝國。雖然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實行法治最徹底的王朝卻是一個短命的王朝。

現代西方法律體系最早是從古希臘的自然法開始的，權威來自上帝，中國早期的法律其實與此也很類似。中國古代也有法，而且幾千年一直被不斷的強調，那就是“禮”法，它的權威來自上天，所不同的是，它集中反映到“天子”的身上而已。出于禮法的要求，中國帝王的很多做法不僅代表的是一種文化上的習慣，而且也代表了法理上的要求。

例如舜的弟弟象，什么壞事做盡，舜還得給他一塊封地，因為禮法要求他必須這樣做，此外文、景二帝對兄弟的縱容，也被譽為是親親的善舉，而不論這種做法是否會威脅到國家的統治。這是中國的禮法特征決定的，換句話說，這就是當時的法律，誰違背了它，也就等于違背了大眾信仰，很容易陷于孤立。當然，這個“法律”在今天看來是完全不合理的，有時不違背它也確實影響到了社會公平，甚至還可能會危及到天子的統治，于是問題的核心就到了如何控制“禮”的度?筆者發現，在中國歷史上這個度是非常模糊的。

首先，天子的職責是教化萬民和維護自己來自上天的權威，要做到這一點，他只有用倡導“宗教”中大家都能夠接受的自然習慣方式

來維護社會團結，于是“家國同構”就成了最好的選擇。為鞏固天子作為一個“國家”大家長的地位，他唯有自己先作出表率，從彰顯孝悌開始做起，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前面對親屬過于縱容的局面。一縱容就必然有違法亂紀現象，小點的殺死個把老百姓還無所謂，如果影響大了，有僭越行為或是名聲過于敗壞，嚴重影響到一地的治理，那就非常麻煩。于是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之外，又多了一個“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這種模凌兩可卻為酷吏的靈活操作下了注腳。

一方面，他們不畏世家大族，敢于執法，這一點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他們行事又非得不擇手段，不然就辦不成，其執法的后果又使皇家丟盡了顏面，所以酷吏們很少有能得善終的。從中央的角度來看同樣是一對矛盾：用他們，這些酷吏們有時的確做過頭，不惜在太歲頭上動土，甚至覺得牽連的人越多越好，官越大越好，對方是否犯法倒成次要的，反正沒犯法也能栽贓，搞得親屬百官人心惶惶;不用他們，親屬貴族們又恃寵而驕，奢糜犯禁毫無節制，甚至結黨陽奉陰違，在地方上雄霸一方，連官府都不敢治理。

于是只好用一批酷吏，等他犯了眾怒再殺掉，再選新的，再殺，如此循環。這就令法律的執行呈一種不聯貫的狀態。天子最好的方式是，枝葉過少了澆澆水，枝葉過大了剪兩刀，一切看情況而定。這個順序還不能做反，例如秦末剪得太多，西漢末澆水過多，離亡國也就不遠了。

其次，天子的權威代表了上天的權威，“法自上出”，天子制訂的法律臣子們是不能夠私下議論的，只有執行的份。這就造成了很多問題。天子從理論上說是人神合一的，但從事實看他還是個普通人，有著和平常人一樣的私欲，那么他的法令到底是出于公心還是出于私意恐

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為了維護圣旨的神圣，大家倒寧愿從公心上去考慮每一道圣旨，所謂“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皇帝如果大興土木，那是為了維護國家的顏面，皇帝如果廣納嬪妃，那是是為了增廣子嗣以求江山萬代一統，總之私意都被說成是公心，然而問題卻在于：皇帝頒布的法律錯了或者不合理怎么辦?結果只能是，錯了也得執行，不合理當作它合理，直到皇帝醒悟過來改弦更張為止。

這即是說，即便法律有問題，大家也得按照這個有問題的法律來執行。由于在制訂法律過程中多數人是缺乏發言權的，例如商鞅頒布的法律“民莫敢議令”，所以即便在執行中出了問題也是下面行政人員的責任，政府只會采取一種高壓的態勢來強迫執行。誰來執行呢?只有那些酷吏。這樣的嚴格執法有時可能還非常糟糕。例如陳勝、吳廣起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失期，法皆斬”這一不合理的法律造成的。

所以，中國歷史上其實一點也不缺法治，只是這個法治在制訂和操作過程中都有問題，既缺乏一貫性，也不可能一貫的執行而已。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中國的法律以“禮”為中心，禮的目標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團結和穩定，而法的目標卻是為了取得公平，這兩個目標有時是一回事，但有更多的時候又是兩回事，令法律的操作者不易抉擇;另一個則是法律的制訂至少在名義上均出于“天子”一人，民眾既不得誹議，更不得擅自更改，即便有不妥，法律的神圣性仍不得動搖。一方面要遵守法律，另一方面法律又是領導者憑自己的理想制訂的東西，多少有點脫離實際，或者說不夠完善，這就令法律在執行過程中難以做到不折不扣。

由于中國文化中并無集體領導的意識，大家強調的都是“蛇無頭不行”，于是法律的制訂也好，執行也罷，都是一個人說了算，它很難得到所有人的認同。而中國傳統哲學無論是道家也好，儒家也罷，都是圍繞著一個抽象的中心，用它來靈活的解決實際問題，所以程序也無法固定，這就令法律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很是曖昧。執行得太松，違法亂紀的太多，執行得太緊，又被大家毀為“苛政”，于是只能一松一緊，再松，再緊，過段時間來個“嚴打”震懾一下，再過段時間又來個“大赦天下”松動一下——兩千年歷史表明：這種做法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那么為什么程序無法固定呢?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于：一些人長期在地方為霸，關系盤根錯節，法不能糾，為了維護穩定，只能采取強制性措施。這就象某些人你知道它無惡不作，天怒人怨，可就是抓他沒有證據，而且幾乎你周圍所有的人都在為他說好話，你還會按照標準的法律程序來辦理嗎?《游俠列傳》里的郭解就是一個例子：他殺人無所顧忌，為人又講義氣，視官府如虛設，在地方上比官府勢力還大，儼然是一霸。

皇帝要徙豪富之家，可郭解仗義疏財，家中錢物達不到遷徙的標準，卻仍在遷徙之列。衛青說郭解家貧，武帝就回答一個百姓能讓大將軍說情，說明他不窮。事實也是如此，因為沒過多久，負責遷徙郭解的縣掾就被殺，接著其父也被殺，其家人上書，“人又殺之闕下”，等到好不容易抓住了郭解，一審，要么他殺人是在大赦之前，要么就是找不到殺人的人，查無實證，官吏只好奏“無罪”，最后政府不得不給一個莫須有的罪民族殺郭解把問題解決。

那么為什么法律只有少數人來制訂呢?因為多數中國老百姓只習慣于考慮眼前，不考慮長遠，安于逸樂，不喜勞苦。如漢朝拓邊，良家子都不愿意去，只能招募些罪犯或者極其低賤的人，久之則有“流”刑，秦朝修個長城，民間也編出了一個“孟姜女”，哭倒長城一片。只要與自己當前利益無關，沒有誰會去關心，大家都喜歡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喜歡搭便車，都只安于享受。這一點西門豹看得很清楚，“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

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后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這與今天家長們對子女的話何其一致!故而官吏也被稱作“父母官”。既然是父母官，就有責任讓百姓做一些他們不愿意做的事情，這就像今天的中國父母逼著自己的孩子學習一樣，不學就是大棒子，沒有什么理由好講，法律就是這樣制訂出來的。

所以，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政治制度是超前發展，但實際上中國政府的管理方式是極端抽象和粗線條的，一方面它在操作過程中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容易在基層得到切實的執行，兩個方面互相影響互相作用——這便是中國法治的特點。

寒假史記讀后感600字（精選篇3）

讀者，其用心專也，韻者，其美極而觸魂也!——題記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翻閱沉甸甸的歷史，驀然看見，那一抹鮮艷，帶著成熟穩重，披荊斬棘，正向我走來。

那是歷經磨難才重生的鳳凰;那是千錘百煉的堅強;那是靈魂沖擊才有的不朽篇章;那是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的史書，一部永垂不朽的史記。

初讀《史記》，讀出一個頂天立地堅強的男子漢，或許一開始他就不該站出來，頂撞君王，是大罪。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沒有停止在憤怒上，而是還在此基礎上對他所要加以敘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為止的一部中國通史進行了認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結論，這是司馬遷之所以不僅成功為一位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成為一位偉大的歷史家的原因所在。

魯迅有一句名言：“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司馬遷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記這部大作長歌當哭嗎?很難想像，如果司馬遷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繼之以理智的思考，而會成文學家兼歷史家。晚清的劉鄂在《老殘游記.自敘》中指出：“《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史公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詞哭泣，八大山人以畫哭泣，王實甫寄哭泣于《西廂》，雪芹寄哭泣于《紅樓夢》。”于是，在報任安書中，我看到一個無奈而又理智的司馬遷，一個身心俱殘而又頂天立地的司馬遷。司馬遷一腔抑郁，發之《史記》，將悲痛而屈辱的靈魂投入到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于是，絕代文章橫空而出。我似乎看到了太史令堅強的身軀，化作天邊耀眼的彩虹，霎得，紅遍了整個天空。

再次捧起那泛黃的《史記》，讀出一個報國無門賢能者的憂傷。司馬遷是憂傷的，他的心痛漢武帝不聽諫的小肚雞腸，所以，他是懂得屈原的，要不然，他不會將屈子愁悶的心情寫得如此淋漓盡致，他又怎么會有抒一肚子的憤懣牢騷之氣，滿紙俱是怨辭。當屈原“舉世渾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時候，我仿佛看到一個憂傷的靈魂與另一個無助的靈魂悄無聲息的碰撞，不禁發問，那僅僅是一部述史的史書嗎?

無法控制不安的思緒，帶著靈魂的觸動與顫抖，再次品味他的《史記》，這一次，我讀出了一個中華民族的魂魄，千百年來不變的精神。無論是太史令，還是屈平，還是項王與信陵，我都看到他們人性的善良，一諾千金的男兒形象。是司馬遷完美的追求，還是他本來已經完美的文字，千年的民族之魂，在他筆下，閃閃發亮，是《史記》，讓我看到一種人性的韻味，人性的光輝，那么美好，那么燦爛!我不禁怦然震動

《史記》之韻味，非桂花樹凋零的悲哀，也非納蘭性詞的凄涼，它的韻味，是甜香賽芝蘭之悠長，踏雪尋梅的不變的情懷。

讀《史記》之韻，讀出司馬遷的韻味，那是任何一個時代都光芒綻放的靈魂，帶著一絲不羈，帶著萬般男兒忍辱負重的尊嚴，書寫了一個屬于他自己的春秋，反復咀嚼，齒留余香。

對《史記》的感動，不僅僅在于它靈動的文字與豐富的情節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所蘊含的人格魅力與精神的升華。正是因為這種力量對《史記》的認識，也進入了一個精神的境界。

司馬遷作《史記》，是用靈魂與命運作斗爭，用自己的精神作出一部千古流傳的史記。

細細聆聽《史記》叮咚的琴韻，內心卻經歷了跌宕起伏的感動。

寒假史記讀后感600字（精選篇4）

蘇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三萬，攻打匈奴，打了個大敗仗，幾乎全軍覆沒，李廣利逃了回來。李廣的孫子李陵當時擔任騎都尉，帶著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戰。單于親自率領三萬騎兵把李陵的步兵團團圍困住。盡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殺了五六千名匈奴騎兵，但是匈奴兵越來越多，漢軍寡不敵眾，后面又沒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漢兵突圍出來。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動了朝廷。漢武帝把李陵的母親和妻兒都下了監獄，并且召集大臣，要他們議一議李陵的罪行。

大臣們都譴責李陵不該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問太史令司馬遷，聽聽他的意見。

司馬遷說：“李陵帶去的步兵不滿五千，他深入到敵人的腹地，打擊了幾萬敵人。他雖然打了敗仗，可是殺了這么多的敵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馬上去死，準有他的主意。他一定還想將功贖罪來報答皇上。”

漢武帝聽了，認為司馬遷這樣為李陵辯護，是有意貶低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說：“你這樣替投降敵人的人強辯，不是存心反對朝廷嗎?”他吆喝一聲，就把司馬遷下了監獄，交給廷尉審問。

審問下來，把司馬遷定了罪，應該受腐刑(一種肉刑)。司馬遷拿不出錢贖罪，只好受了刑罰，關在監獄里。

司馬遷認為受腐刑是一件很丟臉的事，他幾乎想自殺。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極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不應該死。因為當時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寫一部書，這就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

原來，司馬遷的祖上好幾輩都擔任史官，父親司馬談也是漢朝的太史令。司馬遷十歲的時候，就跟隨父親到了長安，從小就讀了不少書籍。

為了搜集史料，開闊眼界，司馬遷從二十歲開始，就游歷祖國各地。他到過浙江會稽，看了傳說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領開會的地方;到過長沙，在汨羅江邊憑吊愛國詩人屈原;他到過曲阜，考察孔子講學的遺址;他到過漢高祖的故鄉，聽取沛縣父老講述劉邦起兵的情況……

這種游覽和考察，使司馬遷獲得了大量的知識，又從民間語言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給司馬遷的寫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以后，司馬遷當了漢武帝的侍從官，又跟隨皇帝巡行各地，還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帶視察。

司馬談死后，司馬遷繼承父親的職務，做了太史令，他閱讀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準備著手寫作的時候，就為了替李陵辯護得罪武帝，下了監獄，受了刑。他痛苦地想：這是我自己的過錯呀。

現在受了刑，身子毀了，沒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從前周文王被關在羑里，寫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國的路上被困在陳蔡，后來編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寫了《國語》;孫臏被剜掉膝蓋骨，寫了《兵法》。還有《詩經》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憂憤的情況下寫的。這些著名的著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悶，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時候，才寫出來的。我為什么不利用這個時候把這部史書寫好呢?

于是，他把從傳說中的黃帝時代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為止的這段時期的歷史，編寫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的巨大著作《史記》。

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對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跡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他對于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給予高度的評價;對被壓迫的下層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態度。他還把古代文獻中過于艱深的文字改寫成當時比較淺近的文字。人物描寫和情節描述，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活潑。因此，《史記》既是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學著作。

司馬遷出了監獄以后，擔任中書令。后來，終于郁郁不樂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記》在我國的史學史、文學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寒假史記讀后感600字（精選篇5）

歷史是一座巨大的寶藏，智慧之人善于從中挖掘經驗和長處，以便借鑒和學習。歷史是一為和愛又不是為威嚴的老人，他的口袋里裝著無數無價的珍寶，那是智慧和思想的產物，了得到這些珍寶就必須翻開歷史的長卷孜孜不倦的學習學習。

最近這段時間，我在圖書館借了一本《白話史記讀本》，讀了之 后十分感嘆司馬遷的文學功底和該書的史學價值，在讀的過程中，我不僅了解到了很多以前沒有留意過的歷史，還擴充了我對歷史的知識面。 很多人只知《史記》是一部記載歷史的書籍，但卻很少有人知道這書的名稱由來。《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

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此前“史記”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史記》的作者為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司馬遷善于選取富有表現力的生活細節，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內心世界。也善于用人物各自的行動顯示其性格的特征。如寫石慶“為太仆，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通過這一小事，石慶的謹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躍然紙上。如《項羽本紀》中“鴻門宴”一節，是消滅秦帝國后起義軍中兩個集團的內部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對面的較量。在刀光劍影中糾集著項羽集團和劉邦集團的矛盾，項羽集團內部主戰、主和派的斗爭，項羽是這些矛盾的結集點。

從項羽對種種矛盾的處置，顯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種種心理因素，而劉邦在這一場面中也顯示了他的靈活、狡詐的性格特點。

司馬遷在通過人物的對話、獨白中也成功地顯示了人物的性格和聲音笑貌。如寫劉邦和項羽都見過秦始皇的出行，項羽在觀秦始皇渡浙江時，脫口而出說：“彼可取而代也”，顯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無所顧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當劉邦在咸陽見到秦始皇出行場面時卻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說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無遺。由此可見司馬遷對人物描述的藝術手法用得多么巧妙啊!

在中國這個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泱泱文明古國里，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先賢們留給我們浩如煙海的精神財富——古文典籍。滿天星辰中，《史記》是最為璀璨，最熠熠生輝的一顆。細細品讀完《史記》，可以使人感受到3000年前，群雄蜂起，英雄拼搏，帝王稱霸的崢嶸歲月。

培根道：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之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看《史記》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戶的歷史旅行,領略了那個時代的一切,回顧了各種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事件.體會了當時人們的思想感情。

看《史記》就仿佛在讀一本有趣的故事書.生動形象的歷史人物有聲有色的為你講述他們身上發生的有趣的故事,帶領你進入他們的世界。看《史記》就仿佛在和一個歷史學家面對面的談話.深深的被他那準確到位的語言所打動.在不知不覺中也增長了必要的歷史知識,豐富了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