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是中唐詩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長篇敘事詩，下面是由小編分享的白居易長恨歌的主旨，希望對你有用。

　　白居易長恨歌的主旨一

　　這是一首描寫愛情悲劇的長詩。

　　說《長恨歌》是一首描寫愛情悲劇的長詩.一般不會產生歧義。因為悲劇故事的始末在詩中表達得十分清晰：全詩以“漢皇重色思傾國“為開端，先寫楊玉環入宮，受專寵;次寫馬嵬兵變及李、楊愛情悲劇結局;再寫唐明皇奔蜀及回宮后對貴妃的篤誠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寫貴妃死后成仙，對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結束整個故事。該詩不僅故事完整，而且情節波瀾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詩的后半部分想象、虛幻了一個恍惚迷離，“虛無飄渺”的別開生面的仙境，使楊貴妃死后的艷艷形象再現于蓬萊，溝通了天上人間永遠不存在的愛情。這使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簡單的紀實詩，而成了一個經過藝術再創造的更帶有典型意義的悲劇。這種仙化式的悲劇結局，是作了喜劇處理的。它不僅寫出了李、楊至死不渝的愛情，而且還以浪漫主義的手法寫出了死而復生、恩愛不絕的奇跡。我們說這是一種主觀愿望的表現。可以說這樣處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邏輯.不是生活中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或者可能發生的事情，而只是詩人認為應該發生的事情.希望發生的事情，這是一種主觀化的情節，不是客觀化的。它是符合中華民族的審美趣味、欣賞習慣的。讀者、觀眾都不希望“好人”死絕，更不愿哭著離開劇場。這大團圓結局.與中國古典美學追求有關，是民族傳統、哲學基礎所決定了的。《長恨歌》寫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最終以悲劇結局，這反映出了詩人對他所認識所描繪的那部分社會生活的基本評價和基本態度，而且這愛情悲劇是能夠統帥全詩靈魂的;至于縱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為背景、典型環境來考慮。這愛情悲劇作為主要線索來分析、評價。那《長恨歌》的愛情說也就好解釋了。從客觀上說，帝妃之間的愛情故事，在我們今天看來與一般人是不一樣的，有其獨特性.這里富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而且對唐朝歷史的興衰、國家的安危起著很大的作用。這樣就容易使讀者、評論家游移于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往往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混同于對文學作品中藝術形象的評論，而產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學家、藝術家在表現一個歷史人物時，既可能寫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個側面，從而表達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體描寫環境中給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據，即塑造出歷史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謂淋漓盡致矣。詩的首句“漢皇重色思傾國”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楊貴妃則著重體現在“傾國”的外貌上，寫她的嫵媚、嬌態、風姿.“天生麗質”。這形象既富于個性又十分鮮明。

　　作為一首愛情詩來看待，它不同于一般愛情詩的地方，還在于把政治歷史事件作為背景來處理，作為愛情悲劇的典型環境。逸樂誤國，甚至導致安史之亂，這只是一個方面，同時它也導致了自身無可挽回的大悲劇。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國”卻 是一種偏見。必須看到，“開元之治”的斷送，絕不僅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種社會矛盾白熱化的結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頻仍、藩鎮割據、宦官朋黨的斗爭，愈演愈烈。這些棘手的復雜矛盾，唐明皇無法改變，就是有識之士，也是宏圖難展。而這昏暗的現實就成了悲劇的必然條件和典型環境。

　　我們說，《長恨歌》不僅以唐明皇、楊貴妃兩個歷史人物為男女主人公，還寫了重大歷史事件。如“安史之亂”(漁陽鼙鼓動地來)、“玄宗幸蜀”(干乘萬騎西南行)、“馬嵬兵變”(六軍不發無奈何)等。我們認為，創作歷史題材的作品，是應該忠實于大的歷史事實的，但又不能機械地服從于歷史史實。只能把它作為骨架，使其具有歷史色彩，這是必要的。但著眼點應放在人物創造和細節(血肉)的描寫上，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文學藝術的完整性。據此，我們可知，就這些政治歷史事件而言雖蘊含著強烈規勸和諷諭作用，對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評的，但這卻不是該詩的正題。正題應是“長恨”，是永恒的遺憾，“此恨綿綿無絕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顯然主要是愛情遺憾，但也遠非一般的男女之間的生離死別的傷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們認為它絕不會對誤國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們從“長恨”的深刻含義中去感受豐富的歷史內容及其深刻的現實意義，就不會把它僅僅當作膚淺平庸，諷諭勸世之作了。

　　另外.我們從全詩120個詩句的分配來看，約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寫逸樂誤國的，但基本上是略寫，有些則是一筆帶過。那些重筆潑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楊愛情的悲劇上。最后虛構的仙境部分。寫楊貴妃死后成仙，對玄宗一往情深，則沒有任何的諷諭規勸之類的內容。從全詩的三大部分或兩個部分來看，盡管側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終都貫穿著“風情”二字。總之，全詩的體格完整，布局得體。我們通過詩的結構的創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詩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詩人沒有說出的話。這會加深我們對愛情說的理解和認識的。

　　白居易長恨歌的主旨二

　　《長恨歌》是中唐詩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長篇敘事詩，也是我最喜歡的唐詩之一。關于這首詩的主題，歷來眾說紛紜。一方面是由于詩歌本身的多義性和作者態度的曖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李楊愛情與安史之亂的關系，本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這也絲毫不影響《長恨歌》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和對后世深遠的影響。

　　經過仔細的研讀和查閱資料之后，我認為本首詩的主題是雙重的，不能簡單歸類為諷喻詩或愛情詩。作者一方面站在封建統治的角度，委婉地批判統治集團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禍亂，希望當今統治者汲取歷史教訓，勵精圖治，不要荒淫誤國。但全詩，尤其是寫到安史之亂楊貴妃被縊之后，作者明顯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真摯的愛情和悲慘的結局抱著同情的態度。甚至到了詩歌后半段，同情遠遠壓過了諷刺。“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作連理枝”的愛情誓言和深深的悲劇氣氛，千百年來感動了無數男女讀者。

　　《長恨歌》和白居易的另外一首感傷詩《井底引銀瓶》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井底引銀瓶》一詩中，作者描寫了一位美麗多情的少女和一青年男子一見傾心，未經父母許可，就與男子私奔結成伴侶。婚后卻飽受男方家庭歧視，“不堪主祀奉頻繁”，終于陷于被遺棄又無家可歸的悲慘境地。

　　作者一方面站在維護封建禮教的立場，對自由婚姻加以勸阻。畢竟在封建社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另一方面，在封建禮教和愛情的沖突中，對受迫害的天真少女，作者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勸勉女孩子要潔身自愛，遵守習俗，避免受到封建倫理宗法的迫害。“寄言癡小人家女，慎誤將身輕許人”，已經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反思意義。

　　有了對這首詩雙重主題思想的理解，我們就能更好地解讀《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交鋒激烈的愛情說和諷喻說，其實是并不矛盾的。我們應該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來研讀這首詩歌，理解它豐富的思想感情。

　　首先來看作者的創作動機。與白居易同時的陳鴻，在《長恨歌傳》中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瑯琊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所謂感其事，自是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生離死別的同情。“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就是說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楊故事,懲戒紅顏禍水,阻斷禍亂的根源,以此作為將來的鑒戒。

　　而白居易本人，其《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則點明了該詩的主旨與男女風情有關,所以說從本詩最早的創作時代來看，作者本身的思想感情即是十分復雜的。

　　對主題的分析，必須建立在對詩作充分的閱讀和理解上，我們具體來看白居易的《長恨歌》原文。唐玄宗、楊貴妃都是作者生前歷史上的人物，詩人并不拘泥于歷史，而是借著歷史的一點影子，根據當時人們的傳說、街坊的歌唱，從中蛻化出一個回旋曲折、宛轉動人的故事。

　　詩歌前半部分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重色。“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這兩句詩開門見山，是全詩的總綱。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劇原因，又總領全詩。接著寫道天生麗質的楊家女，終于“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楊玉環，終究使唐玄宗沉迷于歌舞酒色，過上了縱欲的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作者在這里毫不掩飾地揭露了唐玄宗不理朝政，重色誤國的罪惡行徑。而隨著楊貴妃的得寵，“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竟然扭轉了封建社會普遍重男輕女的社會心態，這樣荒誕的行為為后來的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

　　最終“漁陽顰鼓動地來”，安史之亂爆發，皇帝帶著兵馬倉皇出逃，楊貴妃由于“六軍不發”而被處死，李楊二人天涯永隔。這既是對歷史事實的基本概括，也是詩題“長恨”的因由，同時包含一定的諷刺意圖。

　　詩的后半從“黃埃散漫風蕭索，云棧縈紆登劍閣”開始，即為沉重哀傷的悲劇氛圍所籠罩。作者極力鋪寫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憶懷舊、回宮以后睹物思人的種種感觸，并借四季景物的變換和孤寂的環境襯托他蒼涼傷感的情懷：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這段描寫回環往復，層層渲染，極其有力地表現了唐玄宗對楊貴妃的思念之深、之切，突出了李楊二人愛情的真摯深厚。接著作者運用了高度的浪漫主義，寫臨邛道士鴻都客，為玄宗上天入地尋覓楊妃，而楊貴妃竟在虛無縹緲的仙山出現。“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勾勒出楊貴妃天生麗質和風采神韻。與詩歌開篇“回眸一笑百媚生相比，這里的楊貴妃已經褪盡世俗情味，凈化為理想女神，成為了愛與美的化身。

　　同時作者也賦予了楊貴妃對愛情忠貞不渝的美好品性。她“含情凝睇謝君王”，托道士寄去定情之物，又重申盟誓“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作者深懷著同情，表達了對美的毀滅的無限感傷：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從詩歌來看，白居易對李楊愛情的美化是很明顯的。如隱去楊貴妃出于壽邸，整體上強化李、楊感情的力度等。特別是詩歌中唐玄宗對楊貴妃的無限思念，已經超越了封建社會君王與妃子的等級制度，升華為男女之間平等堅貞的愛情。試想如果李、楊之間本無真情，安史之亂給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損失，不過是失去一位無足輕重的女子，又怎會有玄宗刻骨銘心的相思之痛呢?

　　從唐宋時期的文獻也能看出,唐玄宗與楊貴妃愛情本身是真摯感人的。唐玄宗不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的多才多藝,在宮中也找到了唯一的異性知音,也就是楊貴妃。

　　《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云:玄宗在位多年,善音樂,若宴設酺會,即御勤政樓。

　　玄宗好音樂,還擅長于制曲。楊貴妃同樣愛好音樂,擅長歌舞。據《舊唐書》記載:“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

　　他們的共同興趣愛好集中體現在對《霓裳羽衣曲》的喜愛之上，可見精曉音律、喜好歌舞是支撐他們愛情的基石。

　　而客觀上造成的與安史之亂,實質上也不是愛情本身的問題。如果將唐玄宗的愛情與其政治分開來考察,則更可以看出他與楊貴妃的愛情的真摯。這也是作者充分肯定和為之無限傷感的。

　　所以《長恨歌》是通過李楊情愛悲劇的復雜過程,婉轉批評唐玄宗重歌舞情色、忽視國家管理的錯誤行為，揭示封建帝王荒淫誤國、深情無寄的嚴重后果,并以此作為后世的鑒戒。

　　另一方面白居易也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民間傳說,從世俗中超越出來，對無法遏制的人性做了充分的肯定，歌頌了李、楊之間真摯的愛情,對他們那種因為特殊的時代原因而被迫生離死別，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無限的傷感。

　　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白居易的詩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互為補充，共同使詩歌的主題復雜化、深刻化，千百年來深深打動和感染了歷代讀者。

　　白居易長恨歌的主旨三

　　白居易本人認為《長恨歌》只是有“風情“的感傷詩。

　　這個話題比較長，得從白樂天寫作該詩的當時說起，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白氏35歲，授周至縣(今陜西周至縣)尉。在這里他結識了史學家陳鴻(《長恨歌傳》的作者)和郎訝王質夫。他們時常同游、唱和。一次游仙游寺時，閑談起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王質夫舉酒到樂天面前說，你善長寫詩，而且感情很豐富，請寫一首詩，怎么樣?王質夫認為這故事有詩意，有豐富的感情，而白居易正善長寫詩，感情又豐富，請他寫一首詩。我們認為這是從“情”出發的。而陳鴻則認為《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長恨歌傳》)陳認為白氏寫出這首詩來，不僅僅是為其事所感動，而主要目的應是懲罰那些美麗的女人，因為他們常常禍國殃民，以防流傳后世，并引以為戒。以上是王、陳二人的意見：一個認為應從“情”出發，一個則認為意在諷諭垂戒來世。這就對該詩主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看法。其實樂天本人并不認為《長恨歌》是諷諭性的作品，他的看法與陳鴻是不一樣的。他自己評價說：“一篇長很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編輯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增元九李二十》)。他明確認為《長恨歌》是表現男女相愛情懷的，與諷諭詩是不一樣的。因此他自己編輯時.將《長恨歌》歸類為感傷詩。感傷詩就是那些“有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嘆詠者。“(《舊唐書·白居易傳》序跋)《長恨歌》正是借李、揚的愛情悲劇，抒發自己被感動的內心“情理”。他在上文中還說：“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他自己認為《長恨歌》這類作品雖比不上諷諭詩那樣“意激而言質”.但詩人卻偏偏喜歡《長恨歌》。可見詩人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他始終沒把《長恨歌》看作是表達政治見解、政治意圖的詩歌。即它不是諷諭詩，主題不是政治，而是愛情。

　　正如韋勒克在《文學原理》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一件藝術品的全部意義，是不能僅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時代的看法來界定的。它是一個累積過程的結果，也即歷代的無數讀者對此作品批評過程的結果。”韋氏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事實恰恰相反，鑒賞閱讀時卻往往容易忽視前者。我們看這里牽扯到了創作主體(作者)與接受主體(讀者)兩個方面。這二者本是相輔相成，互為統一的。但由于詩里所顯現出來的形象體系往往要大于詩人的主觀心態，它會誘發作為接受主體(讀者、評論家)的再創造動機，各類讀者都會升華他們各自不同的理想藍圖。《長恨歌》主題的多種多樣說法就是例證。有人把它升華到以“諷”為主，有人卻升華到以“情”為主上去，還有人會升華到既諷諭又同情上去。但我們必須看到、承認讀者的再創造心態是會干擾詩人的原始的心態的。即讀者的引申義(如諷諭說、雙重主題說)會干擾詩的本義(愛情說)的。對審視原詩的美感反而產生隔閡。因此。我們鑒賞詩美時，應完整地理解詩人的原始創作心態.盡量減少讀者創造心態的干擾，以免破壞詩的形象體系的整體性和本來面貌。因此我們鑒賞時，對其思想、藝術、境界、風格、表現技巧、語言修辭等方面，都要作出評價，指出它們在各自時代和以后歷代的價值，或指出它們在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座標上應占的地位。我們知道。“詩是人格創造的表現，是人格創造沖動的表現。”(郭沫若：《論詩三札》)“風格就是人”(馬克思：《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但詩人這個創作主體往往是要超越現實的，唐明皇與楊貴妃愛情故事，雖有民間基礎和傳說可供借鑒，但當詩人將自己思想感情全部熔鑄于自己筆下的藝術形象時，由于它是典型形象，除包含一定的生活氣息外，它必然要高于生活，能給人以啟示、聯想。這樣就會大大超越作者原來的思想，而具更廣、更深，更為普遍、更為豐富的意義。如《長恨歌》寫作之初，也未嘗不曾出現過：“懲尤物，窒亂階“的理性意念，可結果并未在作品中出現，因為我們從現存的詩中并沒有女人是禍水，“女色亡國”的感受。當弘揚政教與性愛描寫發生矛盾時，詩人雖對性愛常常采取排斥的態度，但當那種已被世人承認了的，人皆有之的情潮流于筆端時，這種感情則驅逐不走，也扼殺不掉，人性之美則占了上峰。即使心存諷諭，只要對愛情著意深入描寫，那作品的主體部分便不會以諷諭的面貌出現。正如他寫《李夫人》那樣，意在諷諭皇帝勿親近女色.但卒章卻說：“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解決途徑，不去接近“傾城色”，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這恰好反映了詩人在時代允許的限度內，超越階級意識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著人類的價值要求。假如白居易真的把該詩寫成諷諭詩，對“尤物惑人”進行諷諭指斥.那么《長恨歌》的價值就會一落干丈了。我們認為把《長恨歌》勉強列入諷諭詩類.是不會增高其價值的。從宏觀角度評論《長恨歌》，不能簡單、機械地把它看成是暴露統治階級的荒淫.而側重探索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中國古代文學歷史中的地位、貢獻。把《長恨歌》的社會價值與美學意義結合起來評述，也許會收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