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栗邑(今屬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出生地魯國陬邑(今屬山東省曲阜市)。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學說成為中國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他興辦私學，突破官府壟斷，擴大教育對象的范圍，曾受業于老子，帶領部分弟子周游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孔子在古代被尊奉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后世統治者尊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師、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師、萬世師表。其儒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孔子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被尊為儒教始祖(非儒學)，隨著孔子影響力的擴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為和上帝、和國家的祖宗神同等級別的“大祀”。

主要成就

道德思想

孔子建構了完整的“ 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德道思想體系是以 性善論(“一陰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為基礎，以立人極(“三極之道”)為旨歸，以人道與天道、地道相會通，人道 中庸又適時之變為 方法論的完足思想體系。

孔子的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義這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對于任何社會，任何時代，任何一個政府都是適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會則是建立人類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孔子的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華。

孔子晚年時期的最高理想稱之為“ 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為親，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兒女為愛，而是相互敬愛，愛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孩子們都能獲得溫暖與關懷，孤獨的人與殘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滿意的歸宿。天下沒有欺詐，沒有盜賊，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講信修睦，選賢舉能，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公。

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內容是 “禮”與“仁”，在治國的方略上，他主張“ 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種治國方略也叫“ 德治”或“ 禮治”。這種方略把德、禮施之于民，嚴格了等級制，把貴族和 庶民截然劃分治者與被治者。打破了貴族和庶民間原有的一條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小康”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后的階級社會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后世影響深遠。后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斗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 思想家、 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

經濟思想

孔子的經濟思想最主要的是重義輕利、“見利思義”的 義利觀與“富民”思想。這也是儒家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對后世有較大的影響。

孔子所謂“義”，是一種社會道德規范，“利”指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謀求。在“義”、“利”兩者的關系上，孔子把“義”擺在首要地位。他說：“見利思義”。要求人們在物質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應該考慮怎樣符合“義”。他認為“義然后取”，即只有符合“義”，然后才能獲取。孔子甚至在《 論語·子罕》中主張“罕言利”，即要少說“利”，但并非不要“利”。《 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干不符合道義的事而獲得富貴，就如同浮云一樣，不屑于用不義的手段取得富貴。孔子還認為，對待“義”與“利”的態度，可以區別“君子”與“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義”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養的“小人”，則只知道“利”而不知道“義”。這就是孔子在《論語· 里仁》中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有人認為孔子既然重“義”，則勢必輕視體力勞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論語》中記載他對想學農的弟子 樊遲十分不滿，罵他是“小人”，這是因為孔子認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擔的是更大的責任。他要讓他的學生成為價值的承擔者而不是一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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