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是晚唐時期著名的詩人，有“小杜”之稱，他在政治上主張：對外消弭邊患，對內平定藩鎮叛亂，中興唐室，恢復統一安定的局面。所以他注重研究“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今之長得短失。”最喜歡論證談兵，將生平論兵心得，為《孫子》十三篇所注。而這部《孫子兵法》，三國時期的曹操是整理過的。杜牧稱贊曹操整理的版本“削其繁剩，筆其精粹。”在《自撰墓志銘》中還特意提到曹公(操)注十三篇。由此可見，杜牧是非常推崇曹操的。由于晚唐時期政治腐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詩人憂國憂民的熱情和經邦濟世的抱負都成虛空，所以詩人對一代英雄，壯志不酬的曹操，當然要深表同情了。悲君之時亦自悲，詩人就把這種思想感情，寄托在《赤壁》詩中了，有了上面這樣一些背景材料，我們就可以就詩而論詩了。

　　杜牧任過黃州刺使，這首《赤壁》詩大致就是在黃州寫就的，這也和以后的蘇東坡一樣，是假赤壁之名，寫赤壁之戰，籍以寄托感慨。“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是否實有其事，還是詩人的虛構，這到不必去做索引考證。關鍵的是詩人只是借此發端，“因小見大”，從江邊沙灘古戰場遺物，想到當年戰爭的情景，“鐵戟未銷，人事已非”。《赤壁》實際上就是一首詠史詩，一首憑吊古人的詩。詩人詠赤壁之戰，吊曹操之古。表面上是在寫周瑜，而實際上是寫曹操，是眾多的注家所忽略了的。所謂“東風”。我們確實是不能拘泥與字面的。寒雨愚見這“東風”就是條件、機遇的代名詞，也就是天時、地利、人和，只不過是詩人形象地說法罷了。而這種說法又真的是符合史實。那周瑜正是因為得了天時(東風)、地利(長江天險)、人和(孫劉聯軍)，才取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才避免了二喬被擄、吳國滅亡的危險，這哪里是“僥幸的成功”呢?其實詩人是在說：一世之雄的曹操呀，就是因為受了當時條件的限制，機遇的影響，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結合，結果最關鍵性的赤壁一戰失敗，終于未能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可以清楚地看到，詩人是在吊念呢!是在惋惜呢!是在7惜英雄、惺惺惜惺惺呢!這首詩如果從正面來寫，應該為“時代若與曹公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但是恰恰詩人沒有“論言直遂”，而是運用了一個假定的句式推出了一個肯定的句式。這種曲筆，到是糊涂了更多的后來人和注釋者。

　　推進一層，詩人也形象地論證了一條哲理：任何英雄人物都不能憑空地創造歷史，都是要受著時代的制約的。人和事業的成功是離不開條件，離不開機遇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首怎么能夠不說是一首深刻的哲理詩呢?一言以蔽之，詩人所要抒發的是：如果當時的時代、條件、機遇都給了曹操方便，那么曹操在赤壁之戰中就不會失敗，吳與蜀的霸業就要客落，三國鼎立就不會出現。無疑地、曹操統一中國的大業也就取得了成功。這一段歷史也許就要重寫。對于“鎖二喬”，也不可拘泥于字面，既然二喬都做了曹操的俘虜，何況其他?或許這樣的解釋有點荒唐，但是可以說這才是真正地符合詩人的用意和寫此詩的初衷。

　　就是這樣一首構思奇巧，短而又精的小詩，卻在后世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宋人許酏在《彥周詩話》中說：“杜牧之作《赤壁》詩……，社稷存亡、生靈涂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清人沈德潛在《清詩別裁集》中說：“牧之絕句，遠韻遠神，然如《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近輕薄少年語，而詩家盛稱之，何也?”誤解此詩之人，倒還情有可原;而貶斥此詩的人，確實讓人驚駭。這可真的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了!

　　魯迅先生說：“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杜牧寫詩推崇曹操，為曹操壯志未酬而惋惜，是很有道理，頗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