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現(xiàn)代詩和散文體現(xiàn)著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思想的交融,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滲透,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小編這里為大家?guī)肀牡默F(xiàn)代詩和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以忘我的精神和積極的行動來紀念鑒真和尚》

　　去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簽字的中日文化交流共同聲明內(nèi)，提到紀念鑒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時候，說：“在這值得紀念的年頭，積極地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是有其深遠的意義的。”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國家，只隔著盈盈一水的東海，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不自唐朝始，但是規(guī)模之大，人員之多，范圍之廣，影響之深，卻以唐鑒真和尚和他的弟子以及邀請他的日本僧人榮當、普照等的僧團組織為首屈一指。鑒真和尚的東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最燦爛最光輝的一頁!

　　我們都知道，這個龐大僧團的訪日，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們經(jīng)過了千災(zāi)百難，萬苦千辛，禁受了牢獄之災(zāi)，風濤之險，疫病之困……十年之中，五次揚帆，都歸失敗。日本僧人榮當因病死于端州，中國僧人祥彥因病死于吉州，鑒真和尚自己也因暑熱困頓而雙目失明。但是鑒真和尚堅定地認為中日兩國是“有緣之國”、“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他和他的弟子朋友們，咬定牙關(guān)，百折不撓，“不惜身命”地再接再厲，終于完成了他們的雄心和宏愿!他們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熱誠毅力，和堅忍不拔的忠貞形象，都給我們以莫大的鞭策和鼓舞。在一千二百年之后，中日兩國在文化方面，都有了新的進展，我們兩國人民文化交流的范圍，可以而且已經(jīng)擴大了的時候，在我們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互相加深了解，加強團結(jié)，促進中日兩國文化的暢通交流，上而繼承鑒真和尚的偉大事業(yè)，下而奠定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合作的重要基礎(chǔ)，應(yīng)該是中日兩國文化界朋友們努力的目標和方向。

　　我也曾榮幸地參加過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當我自己安安穩(wěn)穩(wěn)地坐在飛機上，向著日本飛去，以清澈的雙目，下望連接著中日兩國的萬頃綠波的時候;當我到了日本，和日本朋友們興高采烈地談?wù)撝覀兊摹⒂兄Ыz萬縷的聯(lián)系的文學藝術(shù)的時候;我是如何地感謝鑒真和尚和他的日本僧人朋友們，在一千二百年前，為我們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虹橋，橋邊栽上了兩行文學、藝術(shù)、學術(shù)、宗教的綠樹，橋上燃起了萬盞文學、藝術(shù)、學術(shù)、宗教的明燈，使我們今天在這座橋上走過的時候，受到了涼蔭，得到了照明，而當年他們搭橋的工作又是如何地曲折而艱苦啊!

　　當我自己坐在飛機上，向著日本飛去的時候，我的心中還有深深的遺憾和憤怒。在科學發(fā)達的今天，自然界的障礙，是阻撓不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迫切愿望的。從北京到東京，若有直接交通，本來可以朝發(fā)而午至!但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們，十幾年來，處心積慮地阻撓中日兩國正常邦交的恢復(fù)，千方百計地破壞中日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活動。但是為了共同粉碎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的陰謀，中日兩國人民的戰(zhàn)斗友誼和廣泛團結(jié)，也因而愈益加深了。我們還進一步體會到，世界反動勢力主要堡壘的美帝國主義，不但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且是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敵人，我們應(yīng)該有鑒真和尚和他的弟子朋友們的雄心和宏愿，百折不撓、“不惜身命”地為促進中日兩國邦交的正常化，為驅(qū)除籠罩在亞洲和世界上空的烏云，為防止戰(zhàn)爭和保衛(wèi)世界和平、在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者上，盡上我們最大的力量。

　　讓我們以忘我的精神和積極的行動，來紀念鑒真和尚吧。安息在“有緣之國”、友好的日本人民中間的鑒真和尚，永垂不朽!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九日于北京。

　　《我和外國文學》

　　《外國文學評論》多次催我寫“我和外國文學”，我才從頭憶起將近60年的翻譯工作。

　　我和外國文學接觸得較早，首先是在我11歲那年從山東煙臺回到福建福州的老家，在我祖父的書桌上看到一本線裝小說，是林琴南老先生送我祖父的《茶花女遺事》，其中的人情世故，和我看過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等都大不相同，而且譯筆十分通暢有力。從那時起我就迷上了林譯小說，只要自己手里有一點錢，便托人去買林譯小說來看。以后我進了中學和大學，上了英文課，能夠自己閱讀小說原文了，我卻覺得《湯姆叔叔的小屋》不如林譯的《黑奴吁天錄》，《大衛(wèi)·考伯菲爾》不如林譯《塊肉余生錄》那么生動有趣：也許一來是“先入為主”，二來是中英文字上的隔膜。我的英文沒學好，看英文總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霧里看花一般。因此我從來不敢翻譯歐美詩人的詩，我總感到我的譯筆，寫不出或達不到他們的心靈深處。

　　但是，對于亞、非詩人的詩，我就愛看，而且敢譯，只要那些詩是詩人自己用英文寫的。除了遵從“上頭”的命令之外，我也從來不轉(zhuǎn)譯詩，我怕轉(zhuǎn)譯萬一有誤，我再把誤譯的譯了出來，我就太對不起原作者了。

　　我翻譯的第一部詩，是敘利亞的詩人紀伯倫的《先知》。這本詩是我從一位美國朋友那里看到的，那滿含著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辭，使我十分激動，我立刻把這本散文詩譯了出來。后來我又譯了他的另一本短詩《沙與沫》，內(nèi)容也很精彩。

　　我的第二本譯詩，就是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這本詩集中的第51首，在印度獨立后被選為國歌)。它給我的感受同紀伯倫的《先知》一樣，只是泰戈爾比紀伯倫更多一些神秘的色彩。

　　我找出《冰心著譯選集》第三冊來看，一本677頁的譯詩中，只有兩首是西方人寫的，一首是美國杜波依斯的《加納在召喚》，杜波依斯是美國的黑人，也是受壓迫的少數(shù)民族。他在1959年和1962年曾兩度來到中國，他說：“黑色大陸可以從中國得到最多的友誼和同情。”

　　另一位是帕拉希米，是歐洲的阿爾巴尼亞人，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員，也到過中國。我譯了他寫的一篇小說《巡邏》，講的是德國法西斯分子侵略阿爾巴尼亞時的故事。

　　總起來說吧，無論是敘利亞，印度，加納，朝鮮(根據(jù)1963年朝鮮作家訪華代表團團長崔榮化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譯出的)，尼泊爾和馬耳他的詩人的詩中，都充滿著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憤怒反抗的呼吼，因為他們都受過或還受著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也正是為此，而特別得到解放前的我的理解和同情!

　　1990年2月3日

　　《回顧》

　　三個很小的孩子，

　　一排兒坐在樹邊的溝沿上，

　　彼此含笑的看著——等著。

　　一個拍著手唱起來，

　　那兩個也連忙拍手唱了;

　　又停止了——

　　依舊彼此含笑地看著——等著。

　　在滿街塵土

　　行人如織里，

　　他們已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天真的世界!

　　只是三個平凡的孩子罷了，

　　卻贏得我三番回顧。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