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現代詩和散文通過人物的語言或人物的心理活動來表露作者的主觀意態，使小說帶著濃重的抒情色彩。小編這里為大家帶來冰心的散文和現代詩，希望大家喜歡。

　　《憶日本的女作家們》

　　過去兩年來，中國人民所深切關懷的、日本人民的反對日美“安全條約”斗爭報道中，不斷地出現著我所熟悉所知道的日本女作家們的名字。在她們的作品里，演講里，朗誦詩里，我都能想象出她們站在演講臺上，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或是坐在案前，怒火如焚，走筆如飛的神情體態。這時候，我恨不能伸出手去隔著海洋緊緊地握住她們的雙手，來表達出中國人民和我自己、對于她們所熱烈參加的日本有史以來空前的人民群眾的偉大斗爭的無限的同情和敬意!

　　我終于在今年三月底的東京之行，得到了和她們重見和深談的機會，這一段回憶，永遠是那么強烈而溫暖，它給我以快樂，也給我以鼓舞，我們的反對帝國主義保衛世界和平的隊伍里，有這么多的日本的堅強的勇敢的婦女作家參加，對于作家自己，和日本民族以及世界人民都帶來極其光明的前景!

　　在我執筆之頃，首先涌上我的腦海的，是三宅艷子，她是我到東京后所拜訪的第一個女作家，雖然我們在飛機場和日本作家的歡迎會上，都已經見了面。我是在一九五八年塔什干的亞非作家會議上結識了她的，我們還一同參觀訪問了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的撒馬汗等城，但是這次重逢，她在我的意識中，已不只是一位優秀的評論家，而且是一位堅強的戰士了。

　　這一天，東京下著春雪，門外寒氣逼人，三宅艷子的客室里卻是溫暖如春，象征著主人待客的熱情。她在掛著美麗的油畫、生著熊熊的爐火的客室里，不住地忙著給我們端茶送果，還給我們介紹了另外一位女音樂家兼詩人，反對“安全條約”的積極參加者，由起繁子。我們談的很熱烈，也很拉雜，從亞非作家會議，到去年的反對“安全條約”的偉大斗爭，談到日本也談到中國。她們都表示想到中國看看。尤其是三宅艷子，她走過歐洲不少地方，但是沒有到過中國，她說：“在我們的反美愛國斗爭中，每次得到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和作家團體給我們打來的支持鼓舞的電報，我總覺得我們是這樣地親近，我常想，我什么時候能到我們的戰友家里去走走呢。”

　　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開過之后，她陪我們游了琵琶湖，在湖邊的石山寺里，在我們觀賞盛開的八重櫻的時候，她忽然從后面笑嘻嘻地拉我一把，拿出一張簽來給我看，她說：“我是從來不抽簽的，今天興之所至，在這寺的大殿里抽了一張，你看是不是恰合了我的心愿?”我接過簽來看時，上面是：

　　“第九十番大吉”簽詞是

　　一信向天飛

　　秦川舟自歸

　　前途成好事

　　應得貴人推

　　我望著她的清秀的熱情橫溢的臉，緊緊地握著她的手。中日人民的傳統友誼和今日的戰斗友誼，是任何人為的力量所不能斬斷的!從文字上來說，這張簽，不必經過翻譯，我們是都能了解的，從心情上來說，似乎連這一段文字都不必要了!

　　我們從外地訪問回來，又在她家里吃了一頓豐美的晚餐。這次的陪客里，除了由起繁子之外，還有池田幸子，這是一位健碩坦爽，經常到東京和大阪的貧民窟里體驗生活的女作家。她滔滔不絕地給我們談東京貧民住地的悲慘情況：那里的失業的貧民有一萬人左右，通常是八個人睡在六張席的小屋里，擁擠污穢，貧病交逼。那里的警察也特別多!去年那里的貧民曾為反對“加強警察”而自發的聚眾搗毀了警察署。她憤慨地說：“政府就是這樣地只顧加強鎮壓，而不關心改善生活的，叫他們怎么活得下去!”

　　三宅艷子一面忙著給我們燒著香氣噴溢的牛肉，一面靜靜的微笑地聽著，有時也參加一兩句。這位外貌沉靜靦腆，內心火熱的女作家，也可以從她酒量上看得出來，她款待我們的醇美的青梅酒，是她自己釀制的。在我們辭別會上，女作家里面，只有她能夠把我們強洌的茅臺酒，一口飲干!

　　深尾須磨子，是我十五年前的舊交，首次見面，她就送給我一朵鮮紅的玫瑰。在亞非作家會議的婦女代表和日本保衛人權婦女團體的座談會上，我又見到了她。她跑過來和我緊緊地握手。我告訴她，她在去年六月十九日午夜大雨中，對三萬包圍國會的示威群眾所朗誦的那首長詩里面的：

　　現在下的雨

　　好似正為日本的命運憂傷著。

　　但是，只要我們堅持這正義的斗爭

　　祖國就不會滅亡!

　　堅持下去吧，堅持到最后!

　　只要我們保持這樣的力量，

　　帝國主義的墻壁就會被我們擊碎。

　　使我受到怎樣的感動的時候，她眼里閃出歡喜激動的光。她跪坐在我的墊子后面，緊緊捏住我的肩膀，說：“謝謝你，謝謝中國人民!我們知道我們的斗爭，不是孤立的。我有勇氣!我又正在寫一首長詩，是準備在另外的集會上朗誦的。以后寄給你看……”說著又匆匆地回到她的座位上去了。

　　她在座上發言了。她的眼光是那樣的嚴峻，那樣地激烈，她用最清朗熱情的聲音說：“我已經參加了以工人為中心的愛國反美運動，作為文化工作者，我已經把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交給這個運動，我要堅持到底，決不向困難低頭!”這聲音至今還在我耳中回旋激蕩，我相信，只要日本的文藝工作者和日本人民一起“堅持這正義的斗爭”，最后勝利是一定屬于他們的。

　　在離開日本的前兩天，我們拜訪了七十七歲的前輩女作家，野上彌生子。一九五七年她到我國延安訪問的時候，我們曾在北京見過面，她還到我家里吃過茶。聽說她近來身體不大好，會議期間一直沒有見到她。

　　她住在東京郊區成城的一條幽靜的街上，我們進入樹木成蔭的庭院，在房門口敲起掛著的小鐘。主人從客室里出來，緊緊拉著我的手，逼近地端詳我的臉，喜笑地說：“歡迎你!我的眼睛不好，三步外就看不見人。勞你遠道而來，我真是不過意!”她的聲音是那么清朗，我就想到僅僅是去年五月十七日，她在要求廢除“安全條約”和岸內閣總辭職的國民集會上，還登上講臺，慷慨地宣稱：“我是以無法抑制的興奮的心情來參加大會的，我想提一張請愿書來表達我這種心情。我也能夠和各位年輕的同胞一起走到大會去。”這位已有五十余年寫作歷史的老作家，就是以無比堅強的意志，來戰勝她的病弱的身軀的!

　　她以家人般親切的情意，和我們款款地談著文學創作問題。她懇切地說：“我以為中國應當有幾個描寫萬里長征的電影，好讓青年人知道革命締造的艱難。年輕人需要教育，他們決不可忘掉過去……人家批評中國文學作品政治意味太濃厚，我就不同意。依我看，文學和政治是分不開的。在教育青年的意義上，日本作家應當向中國作家學習。”

　　提到她到延安的訪問，她立刻歡悅了起來，她感謝中國主人對她從北京到延安一段旅程的無微不至的照顧與款待，她抑制不住延安的印象對于她的啟發和激動。她給我們看了她在延安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口和其他各處所攝的照片。她還極其殷勤地說：“下次中國作家來了，一定要分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我現在一個人住著很寂寞——我的兒媳住在我對面的房子里，我真想把你留下同住些時，你的家人會不會同意呢?”當我笑著回答還是她再到中國去住些時更好的時候，她爽朗地笑了：“我對中國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在我健在的日月里，一定要重訪中國的。”

　　老作家的精力是驚人的，她的眼力不好，但每天還堅持寫作三小時。她現在正在寫著豐臣秀吉時代茶道名人千利休的事跡。我們一面用茶點，一面暢談，時間已經近午，我們才戀戀不舍地告辭了出來，她也戀戀不舍地扶著兒媳一直送到大門以外。她微笑著說：“告訴惦記我的中國老朋友們，我是病弱地活著，但是我會堅持下去的。”

　　這里，我應該提到一位精于活躍的女作家松岡洋子。我沒有去拜訪她，我同她說過：“我沒有法子到你家去拜訪，因為你整天呆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辦公室里!”她也爽朗地大笑起來。她是去年來我國的日本文學家代表團之一員，去年在中國，今年在日本，我們混得很熟。在我們談得很熱烈的時候，我常常不知不覺地同她講中國話，我自己好笑，她也好笑，但都覺得這是一種衷心親切的表現。她就像我們的家人姐妹，常常在深夜或是清晨來到我們的住處，談些會務也談些思想問題。她說：“在中國，我學到許多極好的名詞，比方說‘反面教員’……”在我們離開東京之前，她終于約我到她家里去，我會到她的母親，她的姐妹。我們談到東京會議對于日本作家的良好影響，談到將來的工作，同時也敦勸她在緊張的工作中要注意休息，她的一家人還為此而感謝我們，我們度過了一個極其溫暖的夜晚。在我們動身回國的時候，在羽田機場上，我握著她的手，問：“在中國有什么事情可以讓我替你效勞的?”她立刻說：“沒有別的，請你給我寄一本英譯的毛主席著作《矛盾論》，我想好好地學習一下。”這位優秀的評論家，是在多么嚴肅地考慮問題呵!

　　蘆田高子，是我們在金澤會到的一位寫短歌的女詩人。其實我在內灘農民對美軍打靶場斗爭的明信片后面，早已看到她寫的短歌和她的名字了。這位健碩爽朗，熱情洋溢的詩人，陪我們到內灘去訪問，一路上給我們介紹內灘婦女斗爭的英勇事跡，談得滔滔不絕。她是金澤人，內灘人民特別是婦女們的反美愛國的斗爭，使她受了極大的感動，她一直和他們在一起，以她的短歌像匕首一般地做她自己斗爭的武器，支持鼓舞著斗爭的群眾。我們離開金澤的前夕，她主持一個業余作家的座談會，同我們談文學創作問題直到深夜，第二天還到車站來送行。我們緊緊地握手不舍，從她熱烘烘的，不斷地寫短歌的右手里，我感到英勇的內灘人民的力量。

　　我所會到的日本女作家，還有好幾位，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見到的有工人出身的女詩人松田解子;我的老朋友佐多稻子;《火鳳凰》的作者中本高子，以后在東京、在鐮倉我們還有過幾次很深切的談話;《二十四只眼睛》的作者壺井榮，久病初愈，也終于來到了我們離開日本之前的辭別會。我們中間的談話都是興奮而熱烈的，我對于日本作家堅強地參加日本人民反美愛國的斗爭，表示衷心的敬佩。她們對于中國人民和作家對于日本人民斗爭的同情和支持，表示無限的感謝。談到深切的地方，彼此眼里都有淚痕，但是我們的眼淚是樂觀的，快樂的眼淚，敵愾同仇的戰斗友誼，使我們的手握得更緊了!

　　年輕的作家有吉佐和子，是我們在開會前夕的歡迎酒會上就見到的。她一直以最懇摯的態度，表示想到中國來看看。日本人民反對“安全條約”斗爭的時候，她正在美國，但是她說就在那時候引起了她的愛國的民族的激感。我永遠忘不了那天我們在鐮倉的一所幽靜的別墅里的五小時的談話。巨扇的玻璃門外下著很大的春雨，落花滿地，濃綠的枝葉上滴瀝著沉重的雨聲……她談到她的短篇小說《半醉》——是描寫原子彈受害者的故事的——的時候，她的眼淚涌上來了。她說：“美國人盡管在廣島蓋了許多房子，也抹不掉日本人民心上的創痕，日本人民是永遠忘不了這件事的!”

　　這篇文章應該結束了，我心里的話和憶起的事實都是寫不完的。在一片興奮溫暖的回憶之中，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三島一先生的話，在我們建國十周年慶祝的第二天，他邀我到北京飯店去喝茶，他笑著說：“你們中國放焰火的法子和日本不一樣，是一排一排地放的，照耀得大地通明!我腦中的光明的印象，強烈得使我睡不著覺!”日本的女作家們，對于我，也像一排一排地放上天去的焰火。在我腦中留下的印象是那么燦爛，那么多彩，她們在作品中所放出的光芒，就是她們從和人民結合中所取得的火雨般的壓抑不住的力量。

　　我們的戰斗友誼是永存的!

　　隔著盈盈一水的東海，我再度向她們致敬!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病的詩人(二)》

　　詩人病了——卻

　　怪窗外天色，

　　怎的這般陰沉!

　　天也似詩人，

　　只這樣黯寂消沉。

　　一般的：

　　釀詩未成，

　　釀雪未成。

　　墻外的枯枝，

　　屋上的爐煙，

　　和著隱隱的市聲，

　　悠悠的送去了幾許光陰?

　　詩人病了——

　　卻怪他窗外天色

　　怎的這般陰沉!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