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數量多、內容之豐富、創作風格獨特，使得她的文學成就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出現了一個壯麗的晚年景觀。小編這里為大家帶來冰心的現代詩和散文，希望大家喜歡。

　　《使　命》

　　一個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車上：

　　細雨灑著古墻，

　　灑著楊柳，

　　我微微的覺悟了我攜帶的使命。

　　一個夏日的黃昏——

　　止水般的院里：

　　晚霞照著竹篷，

　　照著槐樹，

　　我深深的承認了我攜帶的使命。

　　覺悟——承認，

　　試回首!

　　是歡喜還是惆悵?

　　已是兩年以后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小孤山該叫草帽山》

　　千萬塊石頭往上壘，

　　把它壘成個草帽山，

　　十萬頂草帽圍著它轉，

　　小孤山一點不孤單!

　　明年我們再來看，

　　山又青來水又藍，

　　二十萬只鋼鐵手，

　　開出一片好湖山。

　　一九五八年六月

　　《教師節喚起的歡樂回憶》

　　中國婦女雜志社的同志來要我為教師節寫一篇東西。

　　我這一輩子只教過八年的書，而且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對八十年代的讀者來講這些，真是古老的破爛。但是那幾年中我充分地享受了師生之間的“友誼”，任何時候想起，都會引起我含淚的微笑。

　　那是1926年，我從美國留學回來，應聘到母校燕京大學任教。那年我也正是二十六歲。

　　我開了兩門選修課目：“歐洲戲劇”和“習作”。上這兩門課的都是大學二年級以上的學生。但我最喜歡教的還是一年級的必修課“國文”。這是燕京大學在郊外新校址開學的第一年，一年級的男女學生也特別多，幾乎將近二百名，來自全國各地，分在國文系主任馬鑒和周作人、沈尹默、郭紹虞、顧隨諸教授的班里。這幾位“老先生”都是江南人，閩粵籍的學生聽不太懂他們的口音，教務處便把這些學生都編在我的班里。一進課堂，他們齊刷刷地站起，從講臺上望去，一張張紅撲撲的笑臉，好奇地盯著我這個“小先生”——那時候學生都稱教師為“先生”——而他們的年紀也不過在十七到十九歲之間。和我自己的弟弟們一樣年紀!我拿起點名簿，請他們自報姓名，在糾正了他們的口音之后，笑語紛紜之中，我們似乎已經很熟悉很親切了!

　　我給他們出的第一道作文題目是“自傳”，我要通過他們的自述，來了解他們的家庭背景、習慣、愛好以及其他的一切。收回的幾十本文卷，真像傳記小說那樣，極其活潑、真摯而且很長——如翁獨健同志寫的，就有四萬多字!我看完卷子，只打上分數，不寫批語，只注重在每人半小時以內的課外談話：如他們是怎樣寫的?以及我對于他們的文章的意見等等。這樣的課外單獨交談，加深了我們相互的同情和理解。那時我們又都住在校內，課外的接觸十分頻繁，談話的范圍也很寬泛，我們在未名湖上劃船，在湖島邊的石舫上座談，我們充分地享樂了我們的友誼。那時我們還沒有“尊師愛生”的觀念，我們兄弟朋友般地平起平坐。我覺得我不但愛他們，也尊重他們。他們不但尊重我，而且也愛我!

　　我覺得不但年齡相近的師生之間，就是年紀較大的教師和中、小學生之間，也可以有很深的友誼。我常常覺得小學生的自尊心是很強的，越不以“居高臨下”的眼光去看他們，他們就越自尊自愛，對教師也倍加親切信賴，什么話都肯說、敢說。

　　當我們有了知心的學生朋友以后，我們的教學工作，就不是負擔而是快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