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散文的創作觀念和散文本身都具有了別具一格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才是季羨林先生散文的真正價值和魅力所在。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精心整理的季羨林散文精選，希望對大家有用。

　　季羨林散文精選1：我記憶中的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含冤逝世已經二十多年了。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經常想到他，想到的次數遠遠超過我認識他以后直至他逝世的三十多年。每次想到他，我都悲從中來。我悲的是中國失去一個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正直的大作家，我自己失去一位從年齡上來看算是師輩的和藹可親的老友。目前，我自己已經到了晚年，我的內心再也承受不住這一份悲痛，我也不愿意把它帶著離開人間。我知道，原始人是頗為相信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我從來沒有這樣相信過。但是，我現在寧愿做一個原始人，把我的悲痛和懷念轉變成文字，也許這悲痛就能突然消逝掉，還我心靈的寧靜，豈不是天大的好事嗎?我從高中時代起，就讀老舍先生的著作，什么《 老張的哲學 》、《 趙子曰 》、《 二馬 》，我都讀過。到了大學以后，以及離開大學以后，只要他有新作出版，我一定先睹為快，什么《 離婚 》、《 駝駱祥子 》等等，我都認真讀過。最初，由于水平的限制，他的著作我不敢說全都理解。可是我總覺得，他同別的作家不一樣。他的語言生動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話，間或也夾上一點山東俗語。他沒有許多作家那種忸怩作態讓人讀了感到渾身難受的非常別扭的文體，一種新鮮活潑的力量跳動在字里行間。他的幽默也同林語堂之流的那種著意為之的幽默不同。總之，老舍先生成了我畢生最喜愛的作家之一，我對他懷有崇高的敬意。但是，我認識老舍先生卻完全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三十年代初，我離開了高中，到清華大學來念書。當時老舍先生正在濟南齊魯大學教書。濟南是我的老家，每年暑假，我都回去。李長之是濟南人，他是我的惟一的一個小學、中學、大學“三連貫”的同學。有一年暑假，他告訴我，他要在家里請老舍先生吃飯，要我作陪。在舊社會，大學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們與大學生之間宛然是兩個階級。要我陪大學教授吃飯，我真有點受寵若驚。及至見到老舍先生，他卻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種大學教授。他談吐自然，藹然可親，一點架子也沒有，特別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鏗鏘有致，聽他說話，簡直就像是聽音樂，是一種享受。從那以后，我們就算是認識了。以后是激烈動蕩的幾十年。我在大學畢業以后，在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就到歐洲去了，一住就是十一年。中國勝利了，我才回來，在南京住了一個暑假。夜里睡在國立編譯館長之的辦公桌上;白天沒有地方呆，就到處云游，什么臺城、玄武湖、莫愁湖等等，我游了一個遍。老舍先生好像同國立編譯館有什么聯系，我常從長之口中聽到他的名字。但是沒有見過面。到了秋天，我也就離開了南京，乘海船繞道秦皇島，來到北平。以后又是更為激烈震蕩的三年。用美式裝備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反動軍隊，被徹底消滅。蔣介石一小撮到臺灣去了。中國人民苦斗了一百多年，終于迎來解放的春天。我們這一群知識分子都親身感受到，我們確實已經站起來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在當時所謂故都又會見了老舍先生，上距第一次見面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我們重逢時的情景。但是我卻清晰地記得起五十年代初期召開的一次漢語規范化會議時的情景。當時語言學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曲藝界的名人，都被邀請參加，其中有侯寶林、馬增芬姊妹等等。老舍先生、葉圣陶先生、羅常培先生、呂叔湘先生、黎錦熙先生等等都參加了。這是解放后語言學界的第一次盛會。當時還沒有達到會議成災的程度，因此大家的興致都很高，會上的氣氛也十分親切融洽。有一天中午，老舍先生忽然建議，要請大家吃一頓地道的北京飯。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講的地道的北京飯一定會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應。老舍先生對北京人民生活之熟悉，是眾所周知的。有人戲稱他為“北京土地”。他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夫、舊警察等舊社會的“下等人”，開懷暢飲，親密無間，宛如親朋舊友，誰也感覺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學士。能做到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沒有第二人。這樣一位老北京想請大家吃北京飯，大家的興致哪能不高漲起來呢?商議的結果是到西四砂鍋居去吃白煮肉，當然是老舍先生做東。他同飯館的經理一直到小伙計都是好朋友，因此飯菜極佳，服務周到。大家盡興地飽餐了一頓。雖然是一頓簡單的飯，然而卻令人畢生難忘。當時參加宴會今天還健在的葉老、呂先生大概還都記得這一頓飯吧。還有一件小事，也必須在這里提一提。忘記了是哪一年了，反正我還住在城里翠花胡同沒有搬出城外。有一天，我到東安市場北門對門的一家著名的理發館里去理發，猛然瞥見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團肥皂泡沫，正讓理發師刮臉。這不是談話的好時機，只寒暄了幾句，就什么也不說了。等我坐在椅子上時，從鏡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別，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門去。我理完發要付錢時，理發師說：老舍先生已經替我付過了。這樣芝麻綠豆的小事殊不足以見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難道也不足以見他這種細心體貼人的心情嗎?

　　季羨林散文精選2：一條老狗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總會不時想起一條老狗來。在過去七十年的漫長的時間內，不管我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不管我是在亞洲、在歐洲、在非洲，一閉眼睛，就會不時有一條老狗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動，背景是在一個破破爛爛籬笆門前，后面是綠葦叢生的大坑，透過葦叢的疏隙處，閃亮出一片水光。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無論用多么夸大的詞句，也決不能說這一條老狗是逗人喜愛的。它只不過是一條最普普通通的狗，毛色棕紅，灰暗，上面沾滿了碎草和泥土，在鄉村群狗當中，無論如何也顯不出一點特異之處，既不兇猛，又不魁梧。然而，就是這樣一條不起眼兒的狗卻揪住了我的心，一揪就是七十年。因此，話必須從七十年前說起。當時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毛頭小伙子，正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二年級。能夠進入清華園，是我平生最滿意的事情，日子過得十分愜意。然而，好景不長。有一天，是在秋天，我忽然接到從濟南家中打來的電報，只是四個字：“母病速歸。”我仿佛是劈頭挨了一棒，腦筋昏迷了半天。我立即買好了車票，登上開往濟南的火車。我當時的處境是，我住在濟南叔父家中，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母親卻住在清平官莊的老家里。整整十四年前，我六歲的那一年，也就是1917年，我離開了故鄉，也就是離開了母親，到濟南叔父處去上學。我上一輩共有十一位叔伯兄弟，而男孩卻只有我一個。濟南的叔父也只有一個女孩，于是，在表面上我就成了一個寶貝蛋。然而真正從心眼里愛我的只有母親一人，別人不過是把我看成能夠傳宗接代的工具而已。這一層道理一個六歲的孩子是無法理解的。可是離開母親的痛苦我卻是理解得又深又透的。到了濟南后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親懷抱里睡覺，而是孤身一個人躺在一張小床上，我無論如何也睡不著，我一直哭了半夜。這是怎么一回事呀!為什么把我弄到這里來了呢?“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母親當時的心情，我還不會去猜想。現在追憶起來，她一定會是肝腸寸斷，痛哭決不止半夜。現在，這已成了一個萬古之謎，永遠也不會解開了。從此我就過上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我不能說，叔父和嬸母不喜歡我，但是，我惟一被喜歡的資格就是，我是一個男孩。不是親生的孩子同自己親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這是人之常情，用不著掩飾，更用不著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個麻木的人，一些細微末節，我體會極深。常言道，沒娘的孩子最痛苦。我雖有娘，卻似無娘，這痛苦我感受得極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鄉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間除了母親一個人外有誰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來一個人偷偷地在被窩里吞聲飲泣的情況就越來越多了。在整整十四年中，我總共回過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上小學的時候，為了奔大奶奶之喪而回家的。大奶奶并不是我的親奶奶;但是從小就對我疼愛異常。如今她離開了我們，我必須回家，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一次我在家只住了幾天，母親異常高興，自在意中。第二次回家是在我上中學的時候，原因是父親臥病。叔父親自請假回家，看自己共過患難的親哥哥。這次在家住的時間也不長。我每天坐著牛車，帶上一包點心，到離開我們村相當遠的一個大地主兼中醫的村里去請他，到我家來給父親看病，看完再用牛車送他回去。路是土路，坑洼不平，牛車走在上面，顛顛簸簸，來回兩趟，要用去差不多一整天的時間，至于醫療效果如何呢?那只有天曉得了。反正父親的病沒有好，也沒有變壞。叔父和我的時間都是有限的，我們只好先回濟南了。過了沒有多久，父親終于走了。一叔到濟南來接我回家。這是我第三次回家，同第一次一樣，專為奔喪。在家里埋葬了父親，又住了幾天。現在家里只剩下了母親和二妹兩個人。家里失掉了男主人，一個婦道人家怎樣過那種只有半畝地的窮日子，母親的心情怎樣，我只有十一二歲，當時是難以理解的。但是，我仍然必須離開她到濟南去繼續上學。在這樣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但凡母親還有不管是多么小的力量，她也決不會放我走的。可是，她連一絲一毫的力量也沒有。她一字不識，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能夠取上，做了一輩子“季趙氏”。到了今天，父親一走，她怎樣活下去呢?她能給我飯吃嗎?不能的，決不能的。母親心內的痛苦和憂愁，連我都感覺到了。最后，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最親愛的孩子離開了自己，走了，走了。誰會知道，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兒子呢?誰會知道，這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母親呢?回到濟南以后，我由小學而初中，而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來上大學，在長達八年的過程中，我由一個混混沌沌的小孩子變成了一個青年人，知識增加了一些，對人生了解得也多了不少。對母親當然仍然是不斷想念的。但在暗中飲泣的次數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實實的問題和辦法。我夢想，再過兩年，我大學一畢業，由于出身一個名牌大學，搶一只飯碗是不成問題的。到了那時候，自己手頭有了錢，我將首先把母親迎至濟南。她才四十來歲，今后享福的日子多著哩。

　　季羨林散文精選3：哭馮至先生

　　對我來說，真像是晴空一聲霹靂：馮至先生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要說我一點都沒有想到，也不是的。他畢竟已是達到了米壽高齡的人了。但是，僅僅在一個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體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訴我說，他不大喜歡有一些人去拜訪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見于辭色。可是我還有別的事，下了狠心辭別。我同他約好，待到春暖花開之時，接他到燕園里住上幾天，會一會老朋友，在園子里漫游一番，賞一賞他似曾相識的花草樹木。我哪里會想到，這是我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的最后一次談話。如果我當時意識到的話，就是天大的事，我也會推掉的，陪他談上幾個小時。可是我離開了他。如今一切都成為過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將抱恨終天了!我認識馮至先生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仿佛已經成了歷史。他長我六歲，我們不可能是同學，因此在國內沒有見過面。當我到德國去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里，因此在國外也沒有能見面。但是，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抒情詩，對那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我無限向往，無比喜愛。魯迅先生贊譽他為中國最優秀的抒情詩人，我始終認為這是至理名言。因此，對抒情詩人的馮至先生，我真是心儀已久了。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們才見了面。這時，我從德國回來，在北京大學東語系任教，馮先生在西語系，兩系的辦公室挨著，見面的機會就多了。在這期間，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樓，而是中德學會所在地，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雖無曲徑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門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幾許”，把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里靜如古寺，一走進來，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馮至先生同我，還有一些別的人，在這里開過許多次會。我在這里遇到了許多人，比如畢華德、張星烺、袁同禮、向達等等，現在都已作古。但是，對這一段時間的回憶，卻永遠不會消逝。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軍把北京團團圍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馮先生，在沙灘孑民堂里慶祝校慶，城外炮聲隆隆，大家不無幽默地說，這是助慶的鞭炮。可見大家并沒有身處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校長胡適乘飛機倉皇逃走，只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軍進城。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過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說，對中國舊社會的知識分子來說，解放是一場嚴峻考驗，是大節虧與不虧的考驗。在這一點上說，馮至先生是大節不虧的。但是，我想做一點補充或者修正。由于政治信念不同，當時離開大陸的也不見得都是大節有虧的。在這里，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看他愛不愛國。只要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呆在哪里，都無虧大節。愛國無分先后，革命不計遲早。這是我現在的想法。總之，在這考驗的關頭，馮至先生留下來了，我也留下來了，許許多多的教授都留下來了。我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跟著來的是長達四十年的漫長的開會時期。記得五十年代在一次會上，周揚同志笑著對我們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馮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他們二位并沒有什么惡意，但是從他們的苦笑中也可以體會出一點苦味，難道不是這樣嗎?幸乎?不幸乎?他們兩位的話并沒有錯，在我同馮至先生長達四十多年的友誼中，我對他的回憶，幾乎都同開會聯在一起。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解放這一個時勢，不久就把馮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樣一來，我們倆都成了“社會活動家”，甚至“國際活動家”，都成了奔走于國內外的開會的“英雄”。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別人打交道。我看，馮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間見伊呂”，他根本不是一個交際家。如果他真正樂此不疲的話，他就不會套用李后主的詞來說“怪話”。這一點是用不著懷疑的。開會之所以多，就是因為解放后###結社，名目繁多。什么這學會，那協會;這理事會，那委員會;這人民代表大會，那政治協商會議，種種稱號，不一而足。馮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會活動家”，那就必須“活動”。又因為我們兩個的行當有點接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又有點相似，因此就經常“活動”到一起來了。我有時候胡思亂想：馮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會活動家”的話，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會減少百分之###十，我們的友誼就會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了。僅僅為了這一點，我也要感謝“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