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原名謝婉瑩,是二十世紀中國杰出的文學大師,一生創作詩歌、散文、小說頗豐,還有許多翻譯成果。小編為大家整理了冰心的散文《我的大學生涯》，希望大家喜歡。

　　《我的大學生涯》

　　這是我自傳的第五部分了(一、我的故鄉。二、我的童年。三、我到了北京。四、我入了貝滿中齋。)，每段都只有幾千字，因為我不慣于寫敘述性的文章，而且回憶時都是些零碎的細節，拼在一起又太繁瑣了。但是在我的短文里，關于這一段時期的敘述是比較少的，而這一段卻是我一生中最熱鬧、最活躍、精力最充沛的一段!

　　我從貝滿中齋畢了業，就直接升入了協和女子大學。我選的是理預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學醫，對于數、理、化的功課，十分用功，成績也好。至于中文呢，因為那時教會學校請的中文老師，多半是前清的秀才或舉人，講的都是我在家塾里或自己讀過的古文，他們講書時也不會旁征側引，十分無趣。我入了理科，就埋頭苦學，學校生活如同止水一般地靜寂，只有一件事，使我永志不忘!

　　我是在夏末秋初，進了協和女子大學的校門的，這協和女大本是清朝的佟王府第，在大門前抬頭就看見當時女書法家吳之瑛女士寫的“協和女子大學校”的金字藍地花邊的匾額。走進二門，忽然看見了由王府前三間大廳改成的大禮堂的長廊下，開滿了長長的一大片猩紅的大玫瑰花!這是玫瑰花第一次打進了我的眼簾，從此我就一輩子愛上了這我認為是艷冠群芳、又有風骨的花朵，又似乎是她揭開了我生命中最絢爛的一頁。

　　理科的功課是嚴緊的，新的同學們更是來自五湖四海，大多數比我大好幾歲。除了從貝滿女中升上來的同學以外，我又結識了許多同學。那時我弟弟們也都上學了。在大學我仍是走讀，每天晚餐后，和弟弟們在飯桌旁各據一方，一面自己溫課，一面幫助他們學習，看到他們困倦了時，就立起來同他們做些游戲。早起我自己一面梳頭的時候，一面還督促他們“背書”。現在回憶起來，在這些最單調的日子里，我只記得在此期間有二次的大風沙，那時北京本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諺語，春天風多風大，不必說了。而街道又完全是黃土鋪的，每天放學回來總得先洗臉，洗脖子。我記得這一天下午，我們正在試驗室里，由一位美國女教師帶領著，解剖死貓，忽然狂風大作，塵沙蔽天，電燈也不亮了，連注射過紅藥水的貓的神經，都看不出來了。教師只得皺眉說：“先把死貓蓋上布，收在櫥子里吧，明天晴了再說。”這時住校的同學都跑回到自己屋里去了。我包皮皮上很厚的頭巾，在撲面的塵沙中抱肩低頭、昏天黑地地走回家里，看見家里廊上窗臺上的沙土，至少有兩寸厚。

　　其實這種大風沙的日子，在當時的北京并不罕見，只因后來我的學校生活，忽然熱鬧而繁忙了起來，也就記不得天氣的變遷了!

　　在理預科學習的緊張而嚴肅的日子，只過了大半年，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來了，我雖然是個班次很低的“大學生”，也一下子被卷進了這興奮而偉大的運動。關于這一段我寫過不少，在此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就是我因為參加運動又開始寫些東西，耽誤了許許多多理科實驗的功課，幸而理科老師們還能體諒我，我敷敷衍衍地讀完了兩年理科，就轉入文科，還升了一班!

　　改入文科以后，功課就輕松多了!就是這一年——一九二〇年，協和女子大學，同通州潞河大學和北京的協和大學合并成燕京大學。校長是司徒雷登。我們協和女子大學就改稱“燕大女校”。有的功課是在男校上課，如“哲學”、“教育學”等，有的是在女校上的，如“社會學”、“心理學”等。在男校上課時，我們就都到男校所在地的盔甲廠去。當時男女合校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因此我們都很拘謹，在到男校上課以前，都注意把頭上戴的玫瑰花蕊摘下。在上課前后，也輕易不同男同學交談。他們似乎也很靦腆。一般上課時我們都安靜地坐在第一排，但當坐在我們后面的男同學，把腳放在我們椅子下面的橫杠上，簌簌抖動的時候，我們就使勁地把椅子往前一拉，他們的腳就忽然砰的一聲砸到地上。我們自然沒有回頭，但都忍住笑，也不知道他們伸出舌頭笑了沒有?

　　但是我們幾個在全校的學生會里有職務的人，都不免常和男生接觸，如校刊編輯部、班會等。我們常常開會，那時女校還有“監護人”制度，無論是白天或晚上，幾個人或幾十個人，我們的會場座后，總會有一位老師，多半是女教師，她自己拿著一本書在靜靜地看。這一切，連老師帶學生都覺得又無聊，又可笑!

　　我是不怕男孩子的!自小同表哥哥、堂哥哥們同在慣了，每次吵嘴打架都是我得了“最后勝利”，回到家里，往往有我弟弟們的同學十幾個男孩子圍著我轉。只是我的女同學們都很謙讓，我也不敢“冒尖”，但是后來熟了以后，男同學們當面都說我“厲害”，說這些話的，就是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熊佛西這些人，他們同我后來也成了好朋友。

　　這時我在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里，任務也多得很!自治會里有許多委員會——甚至有伙食委員會!因為我沒有住校，自然不會叫我參加，但是其他的委員會，我就都被派上了!那時我們最熱心的就是做社會福利工作，而每興辦一項福利工作，都得“自治會”自己籌款。最方便而容易的，就是演戲賣票!我記得我們演過許多“莎土比亞”的戲，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那時我們英文班里正讀著“莎士比亞”，美國女教師們都十分熱心地幫助我們排練，設計服裝、道具等等，我們演得也很認真賣力，記得有一次魯迅先生和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來看過我們的戲——忘了是哪一出——魯迅先生寫過文章說愛羅先珂先生說我們演的比當時北京大學的某一出戲好得多。因此他和北大同學還引起了一番爭論，北大同學說愛羅先珂先生是個盲人，怎能“看”出戲的好壞?我和魯迅先生只談過一次話，還是很短的，因為我負責請名人演講，我記得請過魯迅先生、胡適先生，還有吳貽芳先生……我主持演講會，向聽眾同學介紹了主講人以后，就只坐在講臺上聽講了——我和魯迅先生的接觸，就這么一次，我也不知道魯迅先生是從哪一位同學手里買到戲票的。

　　這次演劇籌款似乎是我們要為學校附近佟府夾道的不識字的婦女們，義務開辦一個“注音字母”學習班。自治會派我去當校長。我自己就沒有學過注音字母，但是被委為校長，就意味著把找“校舍”——其實就是租用街道上一間空屋一一招生、請老師——也就是請一個會教注音字母的同學——都由我包皮皮辦下來。這一切，居然都很順利。開學那一天，我去“訓話”，看到講臺前坐的都是中年婦女。只前排右首坐著一個十分聰明俊俏的姑娘，聽課后我過去和她搭話，她說：“我叫佟志云，十八歲，我識得字，只不過也想學學注音字母。”我想她可能是佟王后裔。她問我：“校長，您多大年紀了?”我笑著說“反正比你大幾歲!”

　　這時燕大女校已經和美國威爾斯利(wellesley college)女子大學結成“姐妹學校”。我們女校里有好幾位教師，都是威校的畢業生。忘了是哪一年，總在二十年代初期吧，威校的女校長來到我們校里訪問，住了幾天，受到盛大的歡迎。有一天她——我忘了她的名字——忽然提出要看看古老北京的婚禮儀式，女校主任就讓學生們表演一次，給她開開眼。這事自然又落到我們自治會委員身上，除了不坐轎子以外，其他服裝如鳳冠霞帔、靴子、馬褂之類，也都很容易地借來了，只是在演員的分配上，誰都不肯當新娘。我又是主管這個任務的人，我就急了，我說：“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場做戲而已。你們都不當，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當了!”于是我扮演了新娘。凌淑浩——凌淑華的妹妹，當了新郎。送新太太是陳克俊和謝蘭蕙。扮演公公婆婆的是一位張大姐和一位李大姐，都是高班的學生，至今我還記得她們的面龐。她們以后在演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話劇《青鳥》中，還是當了我的爺爺和奶奶，可是她們的名字，我苦憶了半天也想不起來!

　　那夜在女校教職員宿舍院里，大大熱鬧了一陣，又放鞭炮，又奏鼓樂。我們磕了不少的頭!演到坐床撤帳的時候，我和淑浩在帳子里面都忍不住笑了起來，急得克俊和蘭蕙直捂著我們的嘴!

　　我演的這些戲中，我最喜歡的還是《青鳥》，劇本是我從英文譯的，演員也是我挑的，還到培元女子小學，請了幾個小學生，都是我在西山夏令會里認識的小朋友。我在《關于女人》那本書內寫的“我的同學”里，就寫了和陳克俊在“光明宮”對話的那一段。這出劇里還有一只小狗，我就把我家養的北京長毛狗“獅子”也帶上臺了。我的小弟弟冰季，還怕我們會把“獅子”用繩子拴起，他就親自跟來，抱著它悄悄地在后臺坐著，等到它被放到臺上，看見了我，它就高興得圍著我又蹦又跳，引得臺下一片笑聲。

　　總之，我的大學生涯是夠忙碌熱鬧的，但我卻沒有因此而耽誤了學習和寫作。我的老師們對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師鮑貴思(grace bognton)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對我說：“威爾斯利女大已決定給你兩年的獎學金——就是每年八百美金的學、宿、膳費，讓你讀碩土學位”——她自己就是威爾斯利的畢業生，她的母親和她的幾個妹妹也都是畢業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對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贊校園之美、校風之好，問我想不想去，我當然愿意。但我想一去兩年，不知這兩年之中，我的體弱多病的母親，會不會出什么意外?我對家里什么人都沒有講過我的憂慮，只悄悄地問過我們最熟悉的醫生孫彥利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楊子玉先生的摯友，小舅舅介紹他來給母親看過病。后來因為孫大夫每次到別處出診路過我家，也必進來探望，我們熟極了。他稱我父親為“三哥”，母親為“三嫂”，有時只有我們孩子們在家，他也坐下和我們說笑。我問他我母親身體不好，我能否離家兩年之久?他笑了說：“當然可以，你母親的身體不算太壞，凡事有我負責。”同時鮑女土還給我父親寫了信，問他讓不讓我去?父親很客氣地回了她一封信，說只要她認為我不會辜負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國的。這一切當時我還不好意思向同學們公開，依舊忙我的課外社會福利工作。

　　那幾年也是家庭中多事之秋，記得就是在我上中學的末一年(?)，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逝世了。他是我母親惟一的親哥哥。兄妹二人感情極好。我父親被召到北京來時，母親也請舅舅來京教我的三個弟弟，作為家庭教師。不過舅舅沒有和我們住在一起，他們住在離中剪子巷不遠的鐵獅子胡同。忽然有一天早晨，舅家的白媽，氣急敗壞地來對我母親說，從昨天下午起舅舅肚子痛得厲害，吐嘔了一夜，現在已經不能說話了。我想這病可能是急性盲腸炎。——那時父親正不在家，他回到福州，去慶祝祖父的八十大壽了。——等母親和我們趕到時，舅舅已經斷氣了。這事故真像晴天霹靂一般，我們都哭得淚干聲咽!母親還能勉強鎮定地辦著后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死人入殮!我的大弟弟為涵，還悄悄地對我說“裝舅舅的那個大匣子，靠頭那一邊，最好開一個窟窿，省得他在那里頭出不了氣。”我哭得更傷心了，我說“他要是還能喘氣，就不用裝進棺材里去了!”

　　記得父親回福州的時候，我還寫了幾首祝賀祖父大壽的詩，請他帶回去，現在只記得一首：

　　浮蹤萬里客幽燕 恰值太公八秩年

　　自笑菲才慚詠絮 也裁詩句譜新篇

　　反正都是歪詩，寫出來以助一笑。

　　等到父親從福州回來，舅母和表弟妹們已搬進我家的三間西廂房，從前舅舅教弟弟們讀書的屋子里。從此弟弟也都進入了小學校。

　　此后，大約是我在大學的時期，福州家里忽然來了一封電報說是祖父逝世了，這對我們又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我父親星夜奔喪，我忽然記起在一九一二年我離開故鄉的時候，祖父曾悄悄地將他寫的幾副自挽聯句，交給我收著，說“誰也不讓看，將來有用時，再拿出來”。我真地就嚴密地收起，連父母親都不知道。這時我才拿出來給父親帶回，這挽聯有好幾對。有一聯大意是說他死后不要僧道唪經，因為他不信神道，而且相信自己生平也沒有造過什么冤孽，怎么寫的我不記得了。有一聯我卻記得很清楚，是：

　　有子萬事足，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足，足，足。

　　無官一身輕，無官無累更無債累，輕，輕，輕。

　　父親辦完喪事，回來和我們說：祖父真可算是“無疾而終”。那一天是清明，他還帶著伯叔父和堂兄們步行到城外去掃墓，但當他向墳臺上捧獻祭品時，雙手忽然顫抖起來，二伯父趕緊上前接過去。跪拜行禮時也還鎮定自如，回來也堅持不坐轎子，說是走動著好。回到家后，他說似乎覺得累了一點，要安靜躺一會子，他自己上了床，臉向里躺下，叫大家都出去。過不了一會，伯父們悄悄進去看時祖父已經沒有呼吸了，臉上還帶著安靜的傲笑!我記得他的終年是八十六歲。

　　這時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該忙我的畢業論文了。文科里的中國文學老師是周作人先生。他給我們講現代文學，有時還講到我的小詩和散文，我也只低頭聽著，課外他也從來沒有同我談過話。這時因為必需寫畢業論文，我想自己對元代戲曲很不熟悉，正好趁著寫論文機會，讀些戲曲和參考書。我把論文題目《元代的戲曲》和文章大綱，拿去給周先生審閱。他一字沒改就退回給我，說“你就寫吧”。于是在同班們幾乎都已交出論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畢業論文交了上去。

　　就在這時我的吐血的病又發作了。我母親也有這個病，每當身體累了或是心緒不好，她就會吐血。我這次的病不消說，是我即將離家的留戀之情的表現。老師們和父母都十分著急，帶我到協和醫院去檢查。結果從透視和其他方面，都找不出有肺病的癥狀。醫生斷定是肺氣枝漲大，不算什么大病癥。那時我的考上協和醫學院的同學們和林巧稚大夫——她也還是學生，都半開玩笑地和我說：“這是天才病!不要胡思亂想，心緒穩定下來就好。”

　　于是我一面預備行裝，一面結束學業。在畢業典禮臺上，我除了得到一張學士文憑之外，還意外地得到了一把榮譽獎的金鑰匙。

　　這一年的八月三日，我離開北京到上海準備去美。臨行以前，我的弟弟們和他們的小朋友們，再三要求我常給他們寫信，我答應了。這就是我寫那本《寄小讀者》的“靈感”。

　　八月十七日，美國郵船杰克遜總統號就把帶著滿腔離愁的我，從“可愛的海棠葉形的祖國”載走了!我寫過一首詩：

　　她是翩翩的乳燕，

　　橫梅飄游，

　　月明風緊，

　　不敢停留——

　　在她頻須回顧的

　　飛翔里

　　總帶著鄉愁!

　　我在國內的大學生涯，從此結束。在我的短文里，寫得最少的，就是這一段，而在我的回憶中，最愜意的也就是這一段，提起筆來，就說個沒完了!

　　1985年3月18日

　　(收入《冰心近作選》，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

　　散文的特點：形散神聚

　　形散“既指題材廣泛、寫法多樣，又指結構自由、不拘一格;“神聚”既指中心集中，又指有貫穿全文的線索。散文寫人寫事都只是表面現象，從根本上說寫的是情感體驗。情感體驗就是“不散的神”，而人與事則是“散”的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的“形”。

　　“形散”主要是說散文取材十分廣泛自由，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表現手法不拘一格：可以敘述事件的發展，可以描寫人物形象，可以托物抒情，可以發表議論，而且作者可以根據內容需要自由調整、隨意變化。“神不散”主要是從散文的立意方面說的，即散文所要表達的主題必須明確而集中，無論散文的內容多么廣泛，表現手法多么靈活，無不為更好的表達主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