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張愛玲優美的散文，供大家參考!

　　張愛玲優美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來，對于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在香港，廣東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看慣了他們，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廣告。

　　第二個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時常由心里驚嘆出來：“到底是上海人!”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不是”薰風的薰。《新聞報》上登過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用并散并行的陽湖派體裁寫出切實動人的文字，關于選擇禮品不當的危險，結論是：“友情所系，詎不大哉!”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并沒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于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云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贊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么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里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于人與已依舊保留著親切感。更明顯地表示那種態度的有一副對聯，是我在電車上看見的，用指甲在車窗的黑漆上刮出字來：“公婆有理，男女平權。”一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他們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鬧了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里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關于“壞”，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寫的故事里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話里去!”在《白雪公主》與《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張愛玲優美散文精選:有女同車

　　這是句句真言，沒有經過一點剪裁與潤色，所以不能算小說。

　　電車這一頭坐著兩個洋裝女子，大約是雜種人罷，不然就是葡萄牙人，像是洋行里的女打字員。說話的這一個偏于胖，腰間柬著三寸寬的黑漆皮帶，皮帶下面有圓圓的肚子，細眉毛，腫眼泡，因為臉龐的上半部比較突出，上下截然分為兩部。她道：”……所以我就一個禮拜沒同他說話。他說‘哈啰’，我也說‘哈啰’。“她冷冷地抬了拍眉毛，連帶地把整個的上半截臉往上托了一托。”你知道，我的脾氣是倔強的。是我有理的時候，我總是倔強的。“

　　電車那一頭也有個女人說到”他“，可是她的他不是戀人而是兒子，因為這是個老板娘模樣的中年太大，梳個烏油油的髻，戴著時行的獨粒頭噴漆紅耳環。聽她說話的許是她的內侄。她說一句，他點一點頭，表示領會，她也點一點頭，表示語氣的加重。她道：”我要翻翻行頭，伊弗撥我翻。難我講我銅韌弗撥伊用哉!

　　格日子拉電車浪，我教伊買票，伊哪哼話?……‘儂撥我十塊洋細，我就搭儂買!’壞弗?……“這里的”伊“，仿佛是個不成材的丈夫，但是再聽下去，原來是兒子。兒子終于做下了更荒唐的事，得罪了母親：”伊爸爸一定要伊跪下來，‘跪呀，跪呀!’伊定規弗肯：‘我做啥要跪啊?“一個末講：’定現要依跪。跪呀!跪呀!‘難后來伊強弗過明：’好格，好格，我跪!‘我說：’我弗要伊跪。我弗要伊跪呀!‘后來旁邊人講：價大格人，跪下來，阿要難為情，難末喊伊送杯茶，講一聲：’姆媽(要勿)動氣。‘一杯茶送得來，我倒’叭!‘笑出來哉!”

　　張愛玲優美散文精選:草爐餅

　　前兩年看到一篇大陸小說《八千歲》，里面寫一個節儉的富翁，老是吃一種無油燒餅，叫做草爐餅。我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個悶葫蘆終于打破了。

　　二次大戰上海淪陷后天天有小販叫賣：“馬……草爐餅!”吳語“買”“賣”同音“馬”，“炒”音“草”，所以先當是“炒爐餅”，再也沒想到有專燒茅草的火爐。賣餅的歌喉嘹亮，“馬”字拖得極長，下一個字拔高，末了“爐餅”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個年輕健壯的聲音，與賣臭豆腐干的蒼老沙啞的喉嚨遙遙相對，都是好嗓子。賣餛飩的就一聲不出，只敲梆子。餛飩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黃昏才出現，白天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也許因為他的主顧不是沿街住戶，而是路過的人力車三輪車夫，拉塌車的，騎腳踏車送貨的，以及各種小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著吃——最便當的便當。

　　戰時汽車稀少，車聲市聲比較安靜。在高樓上遙遙聽到這漫長的呼聲，我和姑姑都說過不止一次：“這炒爐餅不知道是什么樣子。”“現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說，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聲。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餅油條是平民化食品，這是貧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這樣想。

　　有一天我們房客的女傭買了一塊，一角蛋糕似地擱在廚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闊的大圓烙餅上切下來的，不過不是薄餅，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許略灑了點芝麻。顯然不是炒年糕一樣在鍋里炒的，不會是“炒爐餅”。再也想不出是個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實“燥爐”根本不通，火爐還有不干燥的?《八千歲》里的草爐餅是貼在爐子上烤的。這么厚的大餅絕對無法“貼燒餅”。《八千歲》的背景似是共黨來之前的蘇北一帶。那里的草爐餅大概是原來的形式，較小而薄。江南的草爐餅疑是近代的新發展，因為太像中國本來沒有的大蛋糕。

　　戰后就絕跡了。似乎戰時的苦日子一過去，就沒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見過一次，擦身而過，小販臂上挽著的籃子里蓋著布，掀開一角露出烙痕斑斑點點的大餅，餅面微黃，也許一疊有兩三只。白布洗成了勻凈的深灰色，看著有點惡心。匆匆一瞥，我只顧忙著看那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的食品，沒注意拎籃子的人，仿佛是個蒼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沒想到與那年輕的歌聲太不相稱，還是太瘦了顯老。

　　上海五方雜處，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反而少見。叫賣吃食的倒都是純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膚色全國最黑，至少在漢族內。而且黑中泛灰，與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較像南太平洋關島等小島(Micronesian)與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從前進的中學，舍監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稱與黃浦對立，想來都在黃浦江邊——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給她取的綽號就叫阿灰。她這同鄉大概長年戶外工作，又更曬黑了。

　　沿街都是半舊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戶為了防賊，位置特高，窗外裝凸出的細瘦黑鐵柵。街邊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筆直的白圓筒樹身映在人行道的細麻點水泥大方磚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曬褪了色，白紙上忽然來了這么個“墨半濃”的鬼影子，微駝的瘦長條子，似乎本來是圓臉，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見嚇人一跳。

　　就這么一只籃子，怎么夠賣，一天叫到晚?難道就做一籃子餅，小本生意小到這樣，真是袖珍本了。還是瘦弱得只拿得動一只籃子，賣完了再回去拿?那總是住得近。這里全是住宅區，緊接著通衢大道，也沒有棚戶。其實地段好，而由他一個人獨占，想必也要走門路，警察方面塞點錢。不像是個鄉下人為了現在鄉下有日本兵與和平軍，無法存活才上城來，一天賣一籃子餅，聊勝于無的營生。

　　這些我都是此刻寫到這里才想起來的，當時只覺得有點駭然。也只那么一剎那，此后聽見“馬……草爐餅”的呼聲，還是單純地甜潤悅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異樣的人。至少就我而言，這是那時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鄰家無線電的噪音，背景音樂，不是主題歌。我姑姑有一天終于買了一塊，下班回來往廚房桌上一撩，有點不耐煩地半惱半笑地咕嚕了一聲：“哪，炒爐餅。”

　　報紙托著一角大餅，我笑著撕下一小塊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來。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沒有，還是給了房客的女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