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寫于1944~1946年，誠如夏志清先生所說，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一部小說，首先《圍城》有一個鮮明的主題，揭示一個存在困境，故事又發生在動蕩的抗戰年代，小說里人物的命運隨著時代遷流，真切地反映出那個戰爭年代的人的生存狀態，有一種實實的在場感。其次《圍城》最為人稱道的是精彩生動的描寫，一個個妙喻把作者的想像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對人物的刻畫入木三分。

這是一本睿智的書，因為他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對人性的洞察與調。人這種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人生處境實質上的尷尬與窘迫，人對此的渾然不知、洋洋自得，或者者雖有所知卻也無奈，偶爾也被它深深刺痛，作家于此有深刻的洞察，調即觸到痛處又有某中寬容理解，如果讀進去的話-----這太容易了，在哈哈大笑或含笑、訕笑之時，你會嘆為觀止，會驚異于作家何以竟能做到這一步。

小說中三閭大學的學生不好對付，方鴻漸省悟天下古往今來的這個瞧不起那個，“沒有學生要瞧不起想生時那樣利害”，“眼光準確的可怕”，贊美未必盡然，但毀罵“簡直至公至確，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審判’，毫無上訴重審的余地”。

《圍城》給我們一個真正的聰明人是怎樣看人生，又怎樣用所有作家都必得使用的文字來表述自己的“觀”和“感”的。《圍城》的魅力是雙重的;一是生活本身被作家展現出來的，一是作家展現出自身的。

小說的魅力就在于這種既睿智超拔又親切入人性洞察，在于對此富有個性的智慧傳達。小說中的嘲弄與幽默，寫人的心態與外貌，語言簡潔明快，決不濫情。

圍在城中的人想突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大抵如此。說到幽默，自然是這部小說的顯著特色和最迷人之處。它來自洞見、智慧、學識、才華，以及一種觀賞的情趣，處處禁不住那自己洞若觀火的人性中的確存在的可笑之處開開玩笑。

小說前半部分的那些吃飯斗嘴、爭風吃醋，調意味是最濃了;而當我們看到三閭大學，辛辣的諷刺味則突出些;小說后半，芳鴻漸回到上海，往日的朋友或冤家都以星散，他的才氣也就減了，更多的是謀生艱難。

讀了錢著，包括那些學術著作，尤其是讀了這本《圍城》，你會覺得自己周圍的一切，包括自身，包括自己原來頗為熱衷的一些東西，都增添了不小的戲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