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一批歷史人物在黃的筆下重新閃現出靈光，掩卷而思，我們也不得不考慮人在官場，特別是中國社會應該如何適應。

讀這本書，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總裁李曉忠會議上的話：“如果你現在對共產黨不滿意，則更要入黨，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她!”誠然，對中國社會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變中國社會，則首先要適應這個社會上的規則，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改變社會。

但在萬歷時期，卻沒有人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萬歷帝采取了消極的做法，使得朝內矛盾增加;張居正采用高壓策略，令壓力在其去世后瞬間爆發;申時行總結經驗，卻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無成;海瑞用其獨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卻無法與現實接軌;戚繼光雖心有國家，外在表現卻是組建私家軍隊——“戚家軍”，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綜合以上，我說充分認識到“目的”與“途徑”各有所重，可以說，目的重要，達成目的的手段更加決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為國家出力，但如果途徑不對，則目的無法達成。

中國畢竟不具有一個直來直去的文化，大家講“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顯重要。在西方，“溝通”同樣是一門科學，而在中國“溝通”卻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為當事人就要有識破別人真實目的的能力。

萬歷皇帝在別人指責張居正之時沒能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釀成后來的一系列問題與錯誤。所以這要求我們任何一個人都要學會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個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達成的效果是什么?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講，一個連親情都不顧，邊兒子都可殺的人是不值得信賴的。所以，一個人做事情如果違反了大原則，其心術則肯定是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風，因為人畢竟是人，有“陰”、“陽”兩面，即私俗與奉獻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況下，高薪養廉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記住，要改變社會，首先要適應社會;要改變一個人，也要首先與這個人建立良好關系。同時，要認清一個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視其言行背后的真實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誰。

萬歷十五年600字讀后感篇2

最初對這個書感興趣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作者黃仁宇的傳奇人生，我是贊同人生要有不同體驗的。所以一個當過軍人的學者，一個顛沛流離遠走異國的歷史學家，這本身對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為評論說這個書和我們以往看待歷史的視角不一樣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從和我不一樣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對這個書最大的感受，還是從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中看到的，吳曉波說，只有通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復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美麗，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后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說實話，我認為對于離我們遠的歷史，我們需要更多的細節，因為抽離和宏觀天然就多。但是對于激蕩三十年這樣的書，僅僅才過去三十多年，當事人都還在，這種時候細節就顯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視野和宏觀上對歷史規律的把握才是最難得的。在這一點上我有些苛求了)

黃仁宇對于歷史細節的把握源于他對歷史第一手資料的潛心研究，這種態度在現在浮躁的年代越來越少了，雖然我們并不是一代人。這個書語言平實生動，并沒有晦澀之處，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現的邏輯卻不像他的語言那么簡單。我讀歷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對這個書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認識歷史，怎么去認識歷史，這個東西我現在也還不知道，但黃仁宇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感覺，讓我們覺得這樣也可以啊。我覺得這個書是扎實的，也是有趣的。

三國演義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此定下了三國的基調。萬歷十五年的開頭，也定了這本書的基調，就是大風起于青萍之末。這種從事情的微小發端，從而進一步能預見到后來的演變，這就是讀史明智的緣由，這也是基于對長期歷史演變的深刻理解而提煉出的歷史性規律認識。讀歷史的確是明智啊。

萬歷當皇帝其實挺失敗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沒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卻得天天做。隨著年齡的增長當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僅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這也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的，文人集團過于勢大，程朱理學深入人心，那個時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禮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張居正有多優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風光，死后卻如此蕭索，這其中到底是為什么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話總結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麥，他在位時縱橫捭闔合縱連橫，讓德意志始終處于最主動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體系土崩瓦解，德國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由此導致了一戰。這么優秀的人，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長久的體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體制中找到合適的接班人呢，總是政治過渡的這么不順暢。以儒家的觀點就是沒有以德服人，還是不夠優秀的。

反觀申時行，不似張居正那般鋒芒畢露一手遮天，但申時行是懂得進退為人為官之道的。他們最大的差別不在能力上，在為人之道上。我其實最佩服的是汾陽王郭子儀了，那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人物的典范啊。

還有兩個人的對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對比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么積極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后的情況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說，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至于李贄，我沒什么想說的，以前小時候看到李贄估計會說一些膚淺之言，但是這次看了之后，我卻不敢說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書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說吧。

這個書挺好的，以后有機會還要重讀。

萬歷十五年600字讀后感篇3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介紹了萬歷皇帝在位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三個因素所決定的明朝走向沒落的原因。政治上皇帝實質上并沒有實權，因為經過近220_年的發展，明朝的內閣權利非常強大，甚至到可以和皇帝抗衡的地步。其中最為代表的是張居正。歷史上對這個人褒貶不一，一方面他推出的新政很大的促進了明朝整體經濟，軍事，方面的發展。另一方面，這個人是一個大貪官，他死后從家里搜出10余萬兩白銀，政治方面他極力推崇自己的黨羽，極力的排斥異黨。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師， 他極力得皇帝和皇太后的信任。當張居正死后被查出種種劣跡，萬歷皇帝傷心了，自己的老師如此的虛偽，從此他由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變成一個沉迷于后宮美色的君主。因為他看清楚了一點--------無論張居正，還是后來的內閣首府申時行，都代表的是文官集團的利益。文官集團的利益于皇權一向對立。萬歷皇帝深知自己不能夠改變這個已成的制度，索性不管不問任文官集團自己爭斗。

軍事上明朝的軍事相對于外族還是較強的，但是建軍制度上文官的權利比武官大;禁軍的數目比戍邊軍隊的數目多;軍餉朝廷播下來大多數都是發不到士兵手里的。這種朝代末期亡朝的表現在萬歷年間得到了種種體會。但是如果文官和武官搭配良好就會有例外，明朝除了開國有著名的將軍，這個朝代有且僅有的民族英雄就是戚繼光。可以說他的成功，和他的上司譚綸，頂級上司張居正不無關系。如果不是張居正極力推舉戚繼光，可能他的抗擊倭寇的事業沒有這么順利。當然他本人也是出色的將領。據《神宗實錄》中談到戚繼光在戰爭前3天徹底研究對手，思索著每一個細節。他練兵嚴格，經常搞動員大會，賞罰分明。再一個，他對兵源也有限制，只招農民。

文化上基本上都是八股文，大文豪基本上和內閣的大學士關系不好，因此大多境遇不好，這里不詳談。

萬歷十五年，即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全部出動征伐英國的前一年，是努爾哈赤統一女真族的同一年。從中國歷史上來看，是明朝走向衰敗的標志時間。

我想此書給我最大的收獲不是歷史知識，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歷史。

萬歷十五年600字讀后感篇4

黃先生的大歷史觀是指：以一個時間基點為原點，前后各推一段時間，梳理整個大歷史段的重要事件，最終要有“站在隧道外的觀感”。具體到萬歷十五年，即為1587年為基點，以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海瑞和李贄等歷史關鍵人物為代表，著重挑選具備后世參考價值和社會歷史性的事件進行闡述。

明清兩代為中國封建制度畫上了一個句號。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達到頂峰，從明成祖設立內閣，到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明清政治達到專制頂峰。明代的“仁宣之治”、隆慶新政和張居正改革為后世治國者所稱道。經濟上，從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開始，到清代中期的攤丁入畝政策，農業人口激增，農業生態環境顯著改善，農耕文明達到極盛。

在江浙一帶，則出現了以雇傭關系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萌芽，制造業、紡織業等成為解決地方人口就業的重要產業。軍事上，統一多民族國家背景下的邊防矛盾呈現由內向外轉移的過程。行省制度得以完善，中國疆域空前遼闊。

北方諸鎮的邊防措施萬里長城得以修復，火器越來越多的應用于軍事領域。募兵制和地方武裝在鎮壓內部起義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化上，程朱理學高度統一，八股制度一方面選拔出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同時也鉗制了知識分子的思想。

萬歷十五年600字讀后感篇5

《萬歷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一部明史研究專著。該書以明朝萬歷十五年為主軸，運用了大歷史觀的視角，從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傳統社會進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闡述同等時期西方社會運轉姿態，揭露了中國明朝由盛變衰的過程。

讀了本書后，改變了我對歷史的看法，讓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們在了解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必須以大歷史觀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之癥結，才能真正做到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傳統文化推陳出新革故鼎新，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合理融合，為我所用。

萬歷十五年，表面太平，國富民安，然而在黃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個大明帝國其實危機四伏，各種矛盾激烈對撞。即使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滯后于經濟頗多，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潮流，潰敗實屬必然。從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無力的首輔;從維持傳統的閣僚，到受人尊敬卻無人效仿的清官;從天生統帥卻被打壓的將領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類思想家。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不再是教科書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有著獨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萬歷皇帝眼中，或許他自己只是個傀儡，即使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能去違背傳統的倫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傳統的文官制度。這就意味著即使是一個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對阻礙歷史進程的倫理制度也毫無能力，何況本身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來勇氣?這也造就了作為明朝的某些皇帝，還經常以賭氣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換取所謂的自由，所謂的非紫禁城的氣息。在這種倫理制度的壓迫下，反而要求人們去追尋創新，去強調發展，而創新的成果一旦觸犯到該制度又將會無情被壓制甚至為之犧牲，這自相矛盾的去維系舊制度的做法實在需引起人們反思。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也出現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_等種種主觀不符合客觀的做法，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這正確的決定迅速提高了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國也正式納入憲法，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一個進步。但同時，國家當今依舊面臨的不少問題仍需我們從這本書中去學習和借鑒。面對當今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它帶給我們的啟迪是：我們不僅要借鑒外國優秀成果，更要深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產生一個既不同于傳統文化，又區別于西方文化，卻能適應時代發展的新文化，這文化，產生于對政治體制的不斷改革之中，產生于對自身矛盾的不斷解決之中，產生于對自我的不斷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國家才能不斷發展，人民才能永遠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