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東西，需要寫一篇讀后感好好地作記錄了。千萬不能認為讀后感隨便應付就可以，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狂人日記初一讀后感600字，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

狂人日記初一讀后感600字（篇1）

魯迅，是我國的大文豪。他那第一篇白話文——《狂人日記》，曾影響過無數學者，而我也深受其之熏陶。

《狂人日記》主要描述了在舊社會時，我覺得任何人都想吃人，而自己就是吃人集團的下一頭獵物，后來，我發現自己的哥哥就是他們的老大，而自己雖然要被吃，卻永遠也要背負一個吃人的人的弟弟的罪名。當”我“覺得周圍的人都想吃自己時，發現孩子也想吃人，也吃過人。我不由得發出感嘆：救救孩子!

我看完這一篇日記，很傷心，也很驕傲。傷心的是這篇文章其實是在揭露舊社會的丑陋，在抨擊舊社會。獅子似的兇心，兔子似的怯弱，狐貍似的狡猾……這無疑是魯迅先生眼中的舊社會，這也是廣大窮苦勞動人民眼中舊社會的寫照。

雖然文中的我是一個不吃人的人，可還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呀!何謂吃人，其實吃人指的是剝削百姓，魚肉百姓。這時魯迅先生的無奈，也是廣大愛國者的無奈。兄的的唇邊不但還抹著人油，而且心里還裝滿了吃人的意思，這怎能不叫人悲哀，這怎能不使人著急呢?

在舊社會，也許有人會認為安是最好的，但我卻認為不安才是最好的。只有在祖國危難時，舍小家而顧大家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就像魯迅先生一樣，“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的《狂人日記》筆下的我對吃人的人說：“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

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的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這不是鬼話，而是真真切切的人話呀!即使亡國奴再多，但救國的人會更多，把亡國奴給消滅、埋葬，把茍安、茍存的思想從華夏大地上真正吃掉。魯迅先生就如同在冬季的樹，昂首挺胸，不被遭受的迫害和誣陷所妥協。

《狂人日記》中的最后一句話救救孩子道出了魯迅先生的心聲。確實，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沒有受舊社會影響的孩子，或許還有。從此點可以看出，魯迅先生也非常重視對孩童的教育。宋朝宰相范仲淹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魯迅先生真正做到了，他在廣大窮苦人民的心中永遠是不朽的，永遠是嘴高尚的。

狂人日記初一讀后感600字（篇2）

四千年的歷史，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而字縫中透出來的卻是“吃人”。

幾句話使得這篇短短的小說的作者一夜之間成了現代中國最出名的小說家、思想家之一。這段話被反對禮教的人們寫在標語牌上，做成刀槍彈藥，向中國的道德傳統，向維護這些傳統的人們，展開了一場史無前列的，曠日持久的，不惜代價的，無比殘酷的戰爭。但是，通過前邊的分析我們知道，作者的矛頭并不是直接指向“仁義道德”的，他甚至繼承了禮教中很關鍵的學說，并把它極端化了。今人對“仁義道德”與“吃人”的理解完全是對原文的誤解。作者自己對這個誤解也負有很大的責任。他有意拿“仁義道德”與“吃人”并提，無非是要“一語驚人”。后來大家都錯誤地理解，作者因而成了運動的“旗手”，也不好意思再來解釋了。所謂“時代造英雄”吧。

學術界多認為，五四新文學的開山之作《狂人日記》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魯迅塑造了一位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本文認為，“狂人”形象豐富復雜、蘊藉深厚毋庸置疑。但這個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備徹底性與不妥協性。恰恰相反，魯迅的憂憤深廣，正是通過一個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強行剝奪自由思想獨立人格而致“狂”，進而刻畫了傳統勢力和禮教連“迫害妄想”癥患者病發時的種種表現都不容許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與傳統文化系統居然將“狂人”治“愈”，將原來與制度、文化格格不入的反對者馴服為其忠順的維護者與奴才，以此揭露封建主義“吃人”的兇殘、虛偽與“高明”，制度與文化體系的根深蒂固與頑強，從而警示改革者必須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具備堅強的心理素質。

在魯迅的《狂人日記》已經成為經典之作，研討評析《狂人日記》的論文可謂汗牛充棟的今天，再來“重讀”它，還有什么新意嗎?答案是肯定的。

在上個世紀，人們多認為《狂人日記》“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罪惡”，是“一篇徹底反對封建主義的宣言書”，是“第一聲偉大的‘吶喊’”。①這個結論毋庸置疑。幾乎所有的學者與讀者都認為《狂人日記》深刻的思想內容，主要是通過對“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現出來的，這也屬于不容爭辯的藝術真實。問題在于，“狂人”形象的特質究竟何在?魯迅到底如何通過這個形象來反封建制度及其整個文化體系的?

“狂人”在未“狂”之前是個什么形象，抑或說他的表現如何?《日記》沒有直接記錄。讀者只能從他致狂發病時，對自身“迫害妄想”的“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記中，推導出一個具有強烈反傳統思想的知識分子，曾經存在過的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整個思想文化體系的思考與反叛的軌跡。關于這一點，專家學者們早就注意到作品是通過“狂人”的感覺與心態描摹，采用現實主義與象征主義相交融的藝術創作手法，表現了“狂人”未“狂”前對于自己充滿殺機的生存空間，現實生活中普遍的“人吃人”現象，歷史傳統中“易子而食”、“食肉寢皮”的記述，并將此提升到精神文化的層面上，作過反反復復的痛苦的思考。在迷狂狀態中，他考問反省自己，猛然覺察到自己也并非出污泥而不染，“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狂人”在已狂的迷亂中折射著某些未“狂”前的思考，從—個特定的角度，反思了全民族源遠流長的“四千年吃人履歷”，意識到宗法制度的正統文化滿本滿篇都在教誨“吃人”;徹悟到“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充當著“吃人”和“被吃”的角色，若想正視現實改過自新，即刻就會被“大哥”一類主宰家庭統治社會的權威人物所制裁，更會遭到趙貴翁、古久先生、陳老五、老中醫、青年人、打孩子的女人、甚至“給紳士掌過嘴”、被“衙役占了他妻子”、“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等等普通國民的憎恨反對。他渴望民族吃人的歷史不再延續，沒有吃過人的孩子們不再吃人與被吃，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這是一種孤獨的熱切的戰叫，正是在上述充滿個性特色人格魅力的基礎上，“狂人”未狂之前就完成了對中國傳統的所謂仁義道德、綱常名教、家族制度在精神文化層面上前所未有的揭露與批判。“狂人”這種對于全民族“吃人”履歷的反思，無疑折射出魯迅本人在五四前夜對于傳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糟粕的否定，折射出他對“吃人”的惡習之所以能夠世世代代流傳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國民劣根性的解剖與自省的光芒。而“救救孩子”的呼喊盡管孤獨而又空泛，但畢竟吶喊出了一位思想界斗士的滿腔悲憤與對于未來的向往!就這層意義上說，“狂人”是一位以狂亂的曲筆寫成的反封建的戰士，“救救孩子”是振聾發聵的“吶喊”，的確當之無愧。魯迅在《狂人日記》發表后在與許壽裳談及其意義與影響時，不無自豪地說：“……后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現，關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②因為這種“發現”對于民族的覺醒關系甚大，吶喊就不能僅此一聲;正因為這種省悟當時同知者寥寥無幾;吶喊更不能就此打住!所以，“從此以后，便一發而不可收”③，據此，將“狂人”譽為五四新文學人物長廊里第一位具有廣泛而深遠影響的形象是絕不為過的。

狂人日記初一讀后感600字（篇3）

這是一部首次用白話文寫的日記，可謂是開創了天河。它描寫的是一個狂人，并且是用日記的形式來書寫的，其實剛開始才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以為是真的狂人，可當自己真正去品讀這部作品的時候，才發現，魯迅先生筆下的“狂人”不僅是指狂人，更是體現出了當時社會的迂腐!

由狂人的日記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吃人”極端情況，其實在那個時候，我想這類情況應該是很普遍的了，而魯迅先生卻敢于用筆寫下，他從一個“狂人”的角度，從他的心理，用日記的形式，抒發出當時百姓對統治者的不滿，更是抒發了作者魯迅的憤恨。作者寫的是狂人的狂態，實際上筆筆觸動的是當時社會和人生真理的心弦。狂人是有代表性的，他不是普通的狂人，他的命運代表著當時統治社會腐敗與百姓的影子。

其實，當我真正的投入身心地去讀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在文章中，魯迅先生不時地在暗示著當時統治社會的黑暗，有些也暗示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可謂是用心良苦!魯迅想說明的無非不就是“人吃人”的極端情況。“狂人”的命運也正揭示了這一點，從而對封建社會的歷史現象作出高度的概括。

或許，在常人的眼中，“狂人”就是一個瘋子，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可是，他們沒有靜下心來認真思考過，魯迅從他的心理著手，來描寫他的變態，他的“狂態”，是為了什么?如果都按照常人的思路去思考的話，那么也沒有寫這篇文章的必要了。在黑暗的籠罩下。沒有一個人能夠有反抗的資格，換句話說，一旦有人反抗，那那人必死無疑。在這樣統治下的百姓們也就預示著一定得受欺壓，而魯迅筆下的“狂人”不過是其中一個罷 了，可以說他的狂完全是被逼的，無奈的!

我想，這篇充滿哲理性的文章一定可以在文壇繼續立足下去的，因為真的很棒，在這個寒假，閱讀了這部作品，也早已讓我切身感受到以前社會的庸，《狂人日記》可謂是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狂人日記初一讀后感600字（篇4）

在充分肯定“狂人”在思想文化的層面上對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質作了深刻的揭露與激烈的批判的同時，我們亦無須過分地拔高他的“徹底”與“不妥協”性。恰恰相反，今天深入研究“狂人”這個形象，我們倒應該注意剖析他反封建的不徹底性與妥協性，從而發掘這個形象更深沉的內涵與意蘊。

實際上，提醒廣大讀者要對“狂人”的形象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首在魯迅先生本人。

1919年，魯迅在同朋友談起《狂人日記》時說：“《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④

1922年，魯迅在回憶做小說的緣起時，將《狂人日記》比喻為“鐵屋子中的吶喊”，并且清楚地復述了他本人曾有的疑問：“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被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衰。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⑤

1927年，魯迅在回顧“狂人”這個藝術形象時，他感慨道：“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⑥

這些既可以看作為魯迅這位大思想家的虛懷若谷，然而亦未嘗不是肺腑之言。

就“狂人”的思維來論他發病前對于封建宗法制度，特別是對于封建文化體系弊害的解剖與思考，應該確認它前所未有的猛烈與深刻;所謂“吃人”的“發現”也的確是富有象征意味的精深之見。套用青年學者摩羅的話來說，在“狂人”這個形象的內涵上，幾乎集中了中國悠久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在中國近現代之交的衰亡過程中，能夠被敏感的思想家所感受到的全部信息與精神痛苦。“狂人”留給這個精神世界的啟迪，主要是人格意義上的警示：在國民都習慣成自然地放棄自我尊嚴、自由思想獨立人格的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卻有一位“狂人”沖天吶喊，讓思想從幾千年無形而又堅固的牢籠中突決而出，高張反叛的大旗，這個意義絕非止于對家族制度與禮教的挑戰⑦。近一個世紀來，我們對“狂人”評價的盲點或誤區，其主要原因蓋在于對其形象內涵的觀照與發掘缺乏“準星”所致。

近年來，有些魯迅研究學者通過追本溯源，得出從魯迅26歲寫作《文化偏至論》，提出“立人”的思想觀點，到魯迅37歲寫作的《狂人日記》譴責“吃人”文化，呼吁“真的人”時代的誕生，這里所謂“人”的思想與概念，都是從西方人道主義思想文化體系中提煉出來的倫理價值觀念⑧。這個論斷，大致不錯。這在作者魯迅本人也曾在后來回憶起以《狂人日記》為起點的五四新小說時，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1933年3月5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1935年3月2日)》等文章中，對這種借鑒予以確認。但正如筆者前面提到的，魯迅的這種借鑒，顯然屬于拿來主義為我所用而非照抄照搬，由于作品的大背景始終是源遠流長的中國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統對于國民的迫害與毒害;國民普遍喪失了獨立人格與自由思想，甚至將維護自己人格和思維權利者視為異類，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幫兇參與宰割自己的同胞，這就充分暴露了民族精神的弊端和國民的劣根性。因此“狂人”這個形象，分明是飽含中國近現代之交思想家特色的藝術形象。

現在，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一番“狂人”反封建的不徹底性與妥協性。

首先，“狂人”未“狂”前，絕不是一位心理素質堅實完備的思想家。誠然，以一個曾經力圖維護自已的人格尊嚴與獨立思考權利的思想家與歷史悠久毒素深遠的傳統文化系統相對抗，彼此實力是不成比例的。個人向全社會全民族作精神抗爭，絕無取勝的可能。然而，心理素質堅實完備的戰士，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至于因制度的禁錮與迫害而致狂。魯迅將“狂人”的心理刻畫得非常精細，其效應，一方面在于對制度及其文化黑暗與頑強的揭露;另一方面在于他對“狂人”不堪重壓的軟弱心理的批評。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近代偉大的思想家改革家孫中山、徐錫麟、黃興、秋瑾、鄒容等人，哪一個不是一息尚存，奮戰不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民族英雄呢?哪一個不是畢生堅持著堅定不移的斗志和清醒強悍的心態呢?

其次，“狂人”企圖勸轉“吃人”者改正“吃人”惡習，既希望強勢者不再吃人，也希望弱勢者不再互吃。這顯然是幼稚的想法和妥協的行為。曾經有人指“狂人”這種幼稚與妥協，系“五四”時期魯迅的“和平進化”的思想缺陷所致⑨。其實，魯迅在寫“狂人”勸轉言行懇摯激切的同時，也寫了“狂人”勸轉言行的無效與失敗。因此，狂人的勸轉言行并不是“魯迅當年的思想見解”⑩，而恰恰是魯迅對于“和平進化”這種曾經有過的思想觀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時期的重新思考嚴厲解剖與徹底否定。

再次，“狂人”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向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系統挑戰的第一個形象，非常曲折地折射了他力抗強大傳統勢力的自由意志與人格力量。其批判之力度，揭露之深刻，都可以毫無愧色地譽為“前無古人”，但這里終究沒有形成一個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終究不屬于任何一種學說的原創者。當他無比痛恨黑暗否定現實時，他卻沒有能力展示一條走向將來的切實的途徑，描繪一幅召喚未來的新美的畫卷。難怪幾年之后魯迅反思《狂人日記》，自然會感到“救救孩子”式的吶喊之“空空洞洞”了。

最后，一個繞不過去的“坎”，乃是“狂人”身體復原后的“赴某地候補”。由激烈地反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開始，中經被迫害致狂，留下“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記二冊”，最后病愈做官去了。狂人通過他的人生三部曲，走向了他的歸宿，委屈求全，拋棄致狂前的思想立場和原則。這個關鍵問題往往被許多論者所回避，其實《狂人日記》的“憂憤深廣”恰恰最終寄寓在這里。中國歷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最顯著的特色與最終的目的是培養奴才的。而奴才最佳的“德行”是服從，無條件的服從。除了天子——皇帝之外，要“吃”別人，恐怕同時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被吃”。但宗法制的核心乃是等級制，一級制馭一級，最低等的奴才也可凌駕在他的老婆及兒子(候補奴才)之上。久而久之，人人麻木不仁，安于現狀。即使看透了現實制度與文化弊端的正直善良明智者，也對這種鐵屋子中的嚴密得沒有一點漏洞的等級制無可奈何。思想文化史上敢于反抗這種等級制的志士仁人并不少，但鮮有堅持到底取得成功者。這在魯迅1925年發表的《燈下漫筆》中，作過極為精辟的分析。推翻這種吃人的制度，蕩滌維護這種制度的思想觀念，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思想觀念的改革，其艱難非物質建設可比擬。因此，治愈“狂病”之后的“狂人”，若要求得肉體繼續生存下去，就得徹底放棄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權利，否則就得重新回復到狂態中去，“靈”與“肉”二者必選其一。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對于其子民來說，不是用軟刀鏤空他的腦袋，塞進絕對服從的奴才觀念;就是用鋼刀切下他腦袋，使其無從反叛。魯迅為“狂人”安排了歸順做官這個結局，實在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倘若讀者從“救救孩子”那既悲切又空洞的“吶喊”，聯想到“狂人”愈后默默無聞地就范做官，你就可以感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扭曲改革者人性，毒化他們靈魂的頑強而又可怕的力量，就可以看到極大多數尚無原創的強大的思想學說體系的改革者可悲的下場，同時你一定會懾服于魯迅五四新文化開山之作深沉的洞察力。魯迅以后收在《吶喊》中的小說名篇中的悲劇形象，孔乙己、華小栓、夏瑜、阿Q等，乃是從這個“狂人”生發開去的。特別是《藥》中的華小栓、夏瑜，不正是“狂人”要救援的“孩子”嗎?不正是一個死于軟刀一個死于鋼刀的悲劇形象嗎?華小栓與夏瑜，合其兩姓，豈非華夏嗎?救救孩子，不正是救救“華夏”，救救中華嗎?魯迅在自述《吶喊》14篇小說創作原旨時說過兩點：其一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B11)。其二是“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B12)這第一點，聯系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的特定背景可以理解。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首先發難，用白話文宣揚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宣揚新文化反對舊文化，而錢玄同、劉半農等一批志士仁人為之推波助瀾，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還沒有創作出足以同根深蒂固的舊文學以至舊文化相匹敵的作品。魯迅的《狂人日記》為五四新文學作了開山，顯示了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實績，其后他一系列的小說與雜文創作，引起了全社會的軒然大波，響應者此伏彼起。因此《狂人日記》完全可以被稱為五四新文學由輿論宣傳轉變為實績創造的標志。這第二點講的暴露病根，催人療治，歷來都被學術界理論界認為是暴露舊社會黑暗統治的“病根”。筆者認為閱讀魯迅的任何作品，其認識僅止于先生不遺余力地攻擊舊社會，這還是不夠的。我們的認識理所當然要深化到先生對于國民劣根性民族劣根性的深刻解剖的層面。勇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沒有絲毫使舊社會與之妥協，彼此“友好相處”的辦法;但舊社會及其制度與文化卻有無數使大呼猛進的改革者與其妥協向其投降的妙法良策。不對自己的劣根性加以療救，不著力于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不將孤軍奮戰的劣勢轉化為幾代人、十幾代人乃至幾十代人共同戰斗的強勢，勝利絕對不會輕易來臨，即有暫時的“勝利”，也會很快喪失。“狂人的”由轟轟烈烈的“狂態”到規行矩步的“官態”，由“壯劇”演變為“悲劇”，乃是魯迅為五四新文學提供的一個具有特殊審美意義的悲劇形象。徹底地不妥協的反封建戰土魯迅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前驅者們，提供了一個曾經戰斗過但最終歸于失敗妥協的悲劇形象，為全民族提供了一個藝術借鑒。它在思想文化層面上的警示意義，近一個世紀來，不僅沒有消褪，反而在人們建設現代化社會的進程中，不斷鞭策他們著力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盡可能使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隨現代化前進，面向社會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自覺抵制傳統的封建等級制度及其奴才文化的遺毒對自己的腐蝕。

狂人日記初一讀后感600字（篇5）

說到文學的傳承，藝術的借鑒，魯迅坦承自己的《狂人日記》與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是有密切的關系的：“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B13)

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在前，魯迅的《狂人日記》在后，且二者都是“叫喊和反抗”之作，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向果戈理的《狂人日記》吸取養料，借鑒經驗是不可否認的“史實”!

但是，魯迅又明確指出：“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B14)

魯迅為什么這么直率地指出自己的《狂人日記》比前輩大師的《狂人日記》“憂憤深廣”呢?自然，這不是狂妄，而是客觀的事實：

第一，果戈理的包普里希欽是因為政治上經濟上的地位受到極度壓抑，才感到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起而詛咒上流社會的“大人物”的，他并沒有從精神和文化層面來思考問題。與包普里希欽相比，魯迅筆下的“狂人”，出身于地主豪紳家族，只要他安分守己，安于現狀，他是不會感受到包普里希欽式的經濟政治上的壓抑的。如前所述，魯迅筆下的“狂人”，處在一個足以錦衣玉食的豪紳家庭，卻清醒地感受到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通過家族制度及禮教來摧殘人性吞噬靈魂。他在精神文化層面孤身一人地向幾千年來的舊傳統挑戰質疑，以弱勢抗衡極其頑強的制度與維護制度的文化體系。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狂人”形象，前者是無從同后者相比的。

第二，縱覽果戈理描寫的一系列“小人物”，其悲慘的命運幾乎都是作了俄國官僚制度的犧牲品。而且，他們微弱的反抗，都是孤立無援與畸形的。《狂人日記》中的包普里希欽，《外套》里的巴施馬奇金，所希求的也不外乎是改變他們受侮辱受損害的生活，爭取提升到上流社會中去成為“上等人”。而魯迅筆下的“狂人”，卻是勇敢地挑戰有著幾千年履歷的整個“吃人”的制度，挑戰這個制度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體內容，并進而挑戰它的核心——等級制。魯迅筆下的狂人，沒有包普里希欽那種可憐的“提升”的欲望，沒有爬到“吃人”高層那種追求，他痛恨“吃人”的人，希望能勸轉他“大哥”一類人改惡從善，他期望建立一個沒有“人吃人”現象的世界。從兩個“狂人”的反抗的內容與理想的追求的比較來看，前者與后者也絕不能相提并論!

第三，果戈理的包普里希欽與魯迅的狂人的反抗雖然都是孤立無援的，但包普里希欽僅僅是為了自身地位的改善與提升，因此他不可能與廣大被壓迫者的命運聯系在—起。而魯迅筆下“狂人”的反抗，是直接從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滅絕人性禁錮思想的弊端出發的。他已經開始注視到普通老百姓的命運，關心他們的疾苦，痛苦于他們麻木不仁習以為常的劣根性。因此，前者因脫離民眾而失敗，后者則因民眾不理解不支持他的合理而又超常的思維遭致失敗，前者是落伍者，后者是先驅者，二者豈可同日而語?

第四，果戈理對于包普里希欽與魯迅對于“狂人的”態度不同。果戈里對于包普里希欽這類“小人物”是充滿著同情的，這當然表現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但他對包普里希欽的必然發狂必然毀滅的原因挖掘不夠，對于包普里希欽的鼠目寸光脫離民眾更是批評不夠。盡管哀其不幸，卻沒有怒其不爭。因此果戈理的狂人悲劇形象自然缺乏更深的思想內涵。魯迅筆下的“狂人”思想內涵之深，不僅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領域中，即使是世界近現代文學中都是少見的。魯迅筆下的“狂人”之悲，真正在于他將人生最寶貴的東西毀滅了給人看。人生最寶貴的是什么?人生最寶貴的是自由：自由地思想，獨立的人格。“狂人”未狂前本來是一個為爭取這一人生最寶貴的東西——自由而力抗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體系的精神界的戰土，被迫害致狂當然是悲劇。但“狂人”在狂態中還殘存著精神界戰士特有的思維，這種狂態思維仍然不失其自由的成份。最可悲的是，“狂人”狂病愈后，就范做官去了，徹底背棄了自己曾經全力為之奮斗的自由，躬行自己先前反對過的一切，將自己的良知與靈魂交給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文化體系，永遠墮入了失敗與悔恨的黑暗深淵，從此變成一具行尸一塊走肉，這是何等深切的悲劇啊!如果從魯迅作品中找出“狂人”的同類來，他最像《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狂人”與魏連殳在藝術上存在著最親密的血緣關系。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思想文化，是源遠流長頑固不化的，改革志士絕對沒有使它有絲毫改善的可能性，倒是它有千萬條軟硬妙策可以使改革者屈服。魯迅著眼于此，為改革者們發出了無比悲憤的吶喊，一方面使他們不憚于前驅，一方面讓他們照“狂人”這面鏡子以自鑒。魯迅說自己的《狂人日記》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記》要“憂憤深廣”，其蘊含的嚴于解剖民族嚴于解剖自身劣根性的深旨，蓋在于此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