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對雨》是唐代大詩人杜甫的作品。曲江是杜甫長安詩作的一個重要題材。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杜甫《曲江對雨》，以供大家閱讀。

　　杜甫詩詞《曲江對雨》原文：

　　城上春云覆苑墻，江亭晚色靜年芳。

　　林花著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

　　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

　　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杜甫詩詞《曲江對雨》鑒賞：

　　曲江是杜甫長安詩作的一個重要題材。安史之亂前，他以曲江游宴為題，諷刺諸楊的豪奢放蕩。陷居時期，他潛行曲江，抒發深重的今昔興亡之感。而平亂之后，則大多寓凄寂之境于濃麗之句，表達深沉的悲感與憤慨。《曲江對雨》就是這樣的一首作品。此詩景麗情深，撫今追昔，低徊蘊藉，其藝術之美主要在于：

　　一、繪景動靜結合。

　　首聯寫景，先大處落墨，勾出全景，重在寫靜態。春云低垂，籠罩宮城，覆壓苑墻;斜暉脈脈，江亭寂寂，暮靄沉沉，芳草萋萋：雖是春景，生意盎然，卻了無人跡，一派荒涼落寞。一“覆”，一“靜”，既凸顯眼前之景的冷清郁悶，又透露出時移世易，物是人非的滄桑感。俞陛云說此二句隱“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墻不見人”之慨嘆，頗有見地。曾見證過開元盛世的繁華與奢靡的曲江，安史亂后曾沉寂近八十載，直至唐文宗時，才稍有修整，但亦難挽頹勢。此聯景中藏情，耐人尋味。“靜年芳”三字尤為痛切，年年芳草，而盛況無存，令人嗟嘆。

　　頷聯直承而下，從細部用筆，由面到點，寫曲江勝景，重在寫動態，將滿懷幽思作進一步渲染。雜花生樹，落英繽紛，本已迷人眼目，又經如酥春雨的潤澤，更覺楚楚可憐，嬌媚動人。王彥輔《塵史》言：“此詩題于院壁，‘濕’字為蝸涎所蝕。蘇長公、黃山谷、秦少游偕僧佛印，因見缺字，各拈一字補之：蘇云‘潤’，黃云‘老’，秦云‘嫩’，佛印云‘落’。覓集驗之，乃‘濕’字也，出于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說。詩言志，信矣。”(見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濕”字，也有選本作“落”，以為用“落”字更有余韻。春雨迷蒙，飛紅萬點，飄零曲江，隨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詩人面對此景，不禁生出萬分惆悵與凄苦之情，恰如落紅離枝，盛唐氣象已漸行漸遠，詩人不免潸然掉淚。這是移情于景的妙句。

　　“水荇牽風翠帶長”，此句脫胎于杜審言的“綰霧清條弱，牽風紫蔓長”，敷色濃艷，姿態飄逸。本是風吹水荇，詩人卻反道“水荇牽風”，賦景以人格化動作，似乎這“水荇”也難耐乏人問津的寂寞，欲招攬清風一縷與之共話滄桑。以“雨”“風”來烘托“林花”“水荇”，景更豐富了，意境也更深了一層。

　　二、抒情含蓄深婉。

　　詩題是“曲江對雨”，前兩聯寫曲江春雨圖，緊扣題中“雨”字;后兩聯是寫“對雨”之思，觸景生情，但這情又非直白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見含蓄深婉。頸聯講當年玄宗皇帝，曾率領龍武禁軍，自夾城趨芙蓉園，笳鼓齊鳴，車聲雷動，旌麾蔽日。到此時，馳道依存，空余廢輦，殿門深鎖，無人焚香，戒備森嚴。杜少陵曾有詩云“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然而興衰無常，此刻曲江一派凄清冷寂，空自讓人憑悼。

　　尾聯再折一層，寫詩人之狂想。“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詩人描繪了一個君臣同歡、歌舞升平的宴飲嬉游之景。遙想昔日承天門賜宴，列教坊之歌妓，翠袖承花，朱弦按曲，觥籌交錯，為樂未央，那才是盛世華章人生盡歡。(《舊唐書》載：“開元元年九月，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門，令左右于樓下撒金錢，許中書以上五品官及諸司三品以上官爭拾之。”)“何時”表明這種狂想充其量是一場豪夢而已。杜甫曾受用于玄宗，安史劫后，新君(即肅宗)上場，肅宗因當日分鎮之命，幾撼其儲皇之位，衷心隱處，不搛于若翁，故將玄宗移居西內，并將其舊侍翦除殆盡，玄宗暮境悲涼，杜甫不得新君恩寵，也就愈念當日如魚得水的佳境了。此聯抒情極其慘痛。“大廈將傾，獨木難支”，明知逝水難回，卻渴盼恩澤重沐，一展懷抱，這不能不令人傷感。“暫醉”，其實只能是轉瞬即逝的精神麻醉罷了。

　　全詩繪景濃艷，意境靜穆清冷;抒情婉轉，感慨深沉曲折。在憶舊與憧憬中隱約可見詩人的忠君憂國之心以及頹然自放之念。

　　《曲江對雨》詩人杜甫詩歌風格：

　　兼容并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