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的環境描寫在小說中擔負了藝術重任.它完美地論釋了小說的內容,接下來請欣賞小編給大家網絡收集整理的邊城的環境描寫。

　　邊城的環境描寫：顛沛流離的人生境遇

　　沈從文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1902年生于一個困頓的軍閥官僚家庭。因家境衰落，14歲進入軍隊，開始半流浪式的士兵生涯。他跟隨湘西地方軍，走遍沅水流域，得以了解湘西的風土人情和勞動人民的歡樂與悲哀，了解到各種“人生形”。這使他的思想感情和勞動人民有某種共通之處。黑暗的現實和下層人民悲慘的命運，萌發起他對現存秩序的懷疑與失望，然而又找不到改變它的良好的方法，苦悶與躲避與些微的抗爭的心理交織在一起，這些對他日后的創作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他以休蕓蕓筆名開始在《晨報》副刊發表小說，一方面在顛沛流離中為了生活，另一方面更為了理想，為了以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影響人改造人，改造日漸墮落的社會。真像是“臨近日暮的悲哀了，還對著晨唱著歡樂的歌”(浩陽《晨鳥》)的一只鳥。因此，他寫作很勤，是當時作品數量最豐的作家之一。他是《晨報》、《新月》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可惜1949年停筆，他已出版了50多種集子。作品以小說為主，計有短篇小說200余篇，中長篇10余部，還有散文、詩歌、文藝評論等。沈從文曾經與丁玲、胡亦頻合編過《中央日報》、天津《益世報》、北平《經世報》等的文藝副刊。此外，他還先后在上海中國公學、青島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等校任教。寫到這些事實，主要說明沈從文總是過著不穩定的生活，時代使然。如果政局穩定、國家強盛、工作舒心，那么沈從文是不會反復“跳槽”的。

　　邊城的環境描寫：環境描寫與童年本真的歸依

　　童年歸依是一件快樂、自由而走進心靈天堂的事，是心靈的凈化。

　　沈從文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壇上是一個頗有影響的自由派作家，思想比較駁雜。五四運動的余波(主要是個性解放思想)、西方人文主義思潮，佛洛依德學說及中國傳統的佛老思想對他都有不同的影響。藝術上則受契訶夫、屠格涅夫、莫泊桑、狄更斯、郁達夫、徐志摩等人的影響。他認為文藝表現人性、表現人類愛、表現自然的真與美、表現生活本身。他反對“文以載道”，反對作品的“政治化”、“商品化”;主張作家必須客觀描述，一切要“從實生活里取證”，寫時“徹底的獨斷”。沈從文的小說多是描寫平凡人物的平凡事情，魂繞夢縈的湘西小鎮的環境是他小說創作的源泉，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鄉土氣息，是抒情很強的作品。

　　《邊城》是作者的代表作，作品以家鄉湘西為背景，表現出作者對社會人生獨特的思考，作品中作者勾勒了一幅生動而豐富的湘西社會風俗畫，一幅優美而清新的湘西風景畫。它寫的是湖南邊陲一個叫茶峒的小城，那里的船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儺送同時愛上了老船夫的孫女翠翠的故事。情節比較簡單，但寫得相當纏綿動人。它歌頌了翠翠與儺送純潔、真摯、帶著詩意美的愛情;贊美邊地人民淳樸、善良的民風，安寧、靜謐的田園生活。這是作者理想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藝術再現，這是個典型的“桃花源”，人與人充滿了具有原始性的關愛，沒有等級化分，平等互助，物物交換，金錢在生活中不占統治地位(請不要否認金錢在物欲橫流的當代現實中的統治地位)，它只不過是鄉民們傳遞關愛的不起眼的媒介物而已。

　　難道湘西就真的那么美嗎?民風就真的那么淳樸嗎?

　　這還需要回到作者寫作此文的1934年。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現實呢?可以說是國家貧弱、日本強侵東三省，國內政治統治黑暗、民生凋蔽、哀鴻遍野，為了生計作者流落北方，面對滿目瘡痍，作者尋求出路又是多么地艱辛，只好回到真實的內心。于是歸依童年、回避現實似乎才是作者解脫內心痛苦的唯一出路的方法。作者童年湘西的十多年的生活，對湘西留有深刻的印象，作者童年生活不一定美好，但“童年歸衣體驗體現了藝術家幻想通過歸依過去，在過去的生活中重新發現存在意義，克服現實生活中的異化”、“人的心理常常具有美化過去的傾向，過去因其與現實的時空、心理距離而脫離了與主體的功利性聯系，它已經不再是現實的對象而是審美的對象”、“童年的世界在這里成為作者在渾濁的人世堅持自己人格追求的依托”(以上均引自童慶炳、程正民主編《文藝心理學教程》134-135)，《邊城》所描繪出的淳樸的人性、原始的自然、質樸的民風、寧靜緩慢的生活節奏，均呈現出慶典似的牧歌形式，是童年的夢幻，是作者精神家園的湘西，美麗如天堂，與那時實際的湘西有一定的距離。1934年的現實畢竟是黑暗的，所以《邊城》在溫柔中雖然跳動著堅韌的活力，但是牧歌般的情趣里至始至終貫注著如絲如縷淡淡而不斷的哀愁，這哀愁呈現在景物描寫和人物的悲劇命運中，也實際上是現實的殘酷寓于作品中的作者痛苦心靈的呈現。作者對黑暗的現實不滿，但又感到在社會面前，在不可知的“命運”面前，個人是渺小而無能為力的，“真正的天堂，正是人們已經失去的天堂”(普魯斯特語)，對湘西的風土人情的童年回歸，歌頌真善美，折光的反射出他對當時社會的否定，這種折射完全得益于作品詩意般的流溢著憂傷的環境描寫與人物悲劇命運的深刻切合。

　　邊城的環境描寫：環境描寫與人物命運

　　環境描寫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描寫。在《邊城》，由于作者強調茶峒的人們、社會沒有被鋼筋水泥為符號的現代文明所浸染，作者所建構的湘西世界里自然與社會合一，山水與人文膠溶，“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與“良田美池桑竹之屬”(兩者均引自陶淵明《桃花記》)的高度一致，自然與人文之景，難分彼此，小說一開始就展現茶峒清麗的山水、如飄逸不群的仙女，它淡淡寫去，讓感情的細流緩緩地、悄悄地撥動人們的心弦，使你的靈魂微微一顫，讀者與作品成為一團無間隔的和諧，讓你體悟到那真是一個干凈無比的世界。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

　　小溪流下去，繞山嘴流，約三里便匯入茶峒的大河。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則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邊。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小溪寬約二十丈，河床為大片石頭作成。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

　　開頭景物描寫是非常客觀的，作者的心態看似冷靜，其實蘊含著無比眷戀之情，似如《桃花源記》的開頭部分，也承傳著柳宗元《小石潭記》的哀婉而清麗的筆調。隨著景物的進一步展開，人物在不知不覺中出場，情節也緩緩地隱現出來。

　　《邊城》通過作者的童年歸依，展現出屬于夢幻中的湘西的美景，無論是細雨、薄霧、月色籠罩下的河面景色，還是秀麗的青山等，都呈現出一種神秘、縹緲、如煙似夢的氛圍，每一畫面的展現如同意境幽遠的中國山水畫，言已盡而意無窮，給人以無限的遐想。這樣，景物在作品中不露痕跡的出現，淡淡的凄婉的傷哀如絲如縷地貫穿全文始終，與人物的悲劇性相得益彰，兩者在矛盾中達到了天衣無縫的切合。

　　首先，文中的環境的美麗與人物的悲劇性形成矛盾。“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作者著力強調環境美麗怡人，而人物的結局卻是那樣的糟糕，天保的溺水而死，老船夫在風雨中的辭世、翠翠與儺送團圓的無期，天下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悲哀，讀后更能牽扯人的心懷。

　　其次，人物的活動與自然的力量的矛盾，也展現出作品的悲劇性。

　　天保失戀后，出走他鄉，“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灘出了事，閃不知這個人掉到灘下漩水里就淹壞了……”美麗的自然養育著人類，卻也在不經意間吞食著人的生命。無獨有偶，老船夫也在風雨交加的夜晚被大自然帶走生命：

　　翠翠看看屋前懸崖并不崩坍，故當時還不注意渡船的失去。但再過一陣，她上下搜索不到這東西，無意中回頭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見了。一驚非同小可，趕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業已坍倒，大堆磚石極凌亂地攤在那兒。翠翠嚇慌得不知所措，只銳聲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應，就趕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邊搖了祖父許久，祖父還不作聲。原來這個老年人在雷雨將息時已死去。

　　翠翠的形象便是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從文的理想人物，她身上有一種神性之光。自然是沒有生命的，但經作者的點化而具有了靈性，這里描寫自然的無情，而與人物的悲劇命運達到了高度一致。環境描寫也暗示和推動著小說情節的發展。

　　再次，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構成了人物的悲劇命運，這實際上是人文環境的真實展現促使了人物命運的悲劇性，達到了藝術的真實。在作者筆下，元宵節的爆竹煙花、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中秋節的賞月及月下對歌，以及孩子的取名、辦喪事的繞棺、下葬等等風俗習慣，無不使人感到新奇、別致，而又符合二三十年代湘西的風俗，達到了環境的真實。也只有在這真實的人文環境中，才有男女戀愛選擇“走馬路”，通過對歌傳情，自己選擇對象。在這樣的環境中天保與儺送的矛盾、爺爺與翠翠的矛盾、天保、儺送兄弟和父親船總順順之間的矛盾、老船夫與王團總的矛盾，“走車路”和“走馬路”之間的矛盾，這些合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人文環境把人物推向了悲劇性的結局。

　　最后是自然環境的秀麗與人物灑脫豪放、勤勞、純樸、善良、熱情、純真、健康、自主自為的性格特征高度一致。湘西的自然美景如天堂一般，山水、星月無不明麗可愛，呈現出一種原始狀態而沒有被污染過的美麗。而湘西的人們也如這大自然一樣，有自由創造精神，不拘小節、無拘無束，能返樸歸真，自生自滅，求得了人性的和諧。天保與儺送兄弟倆互為情敵、順順在兒子死后對老船夫的態度等都描寫得合情合理，相互諒解，具有自然狀態的和諧美，使人真正體悟到“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邊城的環境描寫：既然是描寫就不能不提到寓有詩意和極具張力的語言和總結

　　小說的舒緩而白描的語言與作品透露的純凈、清麗、哀婉的風格相一致，盡可能地表現了湘西的地域性和歷史性，原汁原味地凸現了古樸的湘西的景物及風俗，給人一種僅屬于湘西的不受外界干擾的“自生自滅”狀態的深刻印象。

　　小說點化地方語言方面，點石成金，合理而巧妙地安排，使小說所描寫的世界更為真實而富于地方色彩。如“悖時砍腦殼”，既合乎翠翠身份，又具地方特色;如文中大段對歌的引用，富有民族色彩。

　　小說在塑造人物上與人物所處的環境一致，相互照耀。比如描寫翠翠這一少女形象總是通過自然環境之物的比臂，深得貼近自然的民間文學的熏染：

　　翠翠在風里日里長大，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大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和山頭黃麂一樣，從不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都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

　　僅幾筆，一個活潑、天真、善良而又充滿自然野性的湘西少女呼之欲出，顯得清淡質樸，充滿泥土氣息，通過這樣的富有民間文學表現手法把受青山綠水、陽光雨露哺育的湘西少女揭示出來，顯得純潔可愛。

　　“又比如翠翠，她是邊城中愛、美、善的化身，但她眉宇間分明隱含著空靈的憂郁，她的生活中也透露出幽微的悲涼……她心里感到些微寂寞凄涼……懷著那隱秘的愛情，一面陶醉在喜悅中，一面想到難測的未來，感到煩悶與害怕”(黃文強《論<邊城>的美學意蘊》)，這種人物性格罩上淡淡哀愁，與人物的悲劇命運相一致。

　　《邊城》敘述語言傳承了五代、宋以來婉約詞派的優良傳統，文筆清麗而富有詩意，給人一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朦朧的凄涼美感。小說的結局就是這樣“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一切均在等待與未測之中，預示人生的未知與多變，悵惘、焦慮與若明若暗的希望交織在一起，唱出了一曲上個世紀二三十年邊城一曲愛情悲歌，這包括翠翠的愛情以及父輩的愛情。文化使然?地域使然?時代使然?小說雖然頌揚著沒有被玷污和必然回歸的民情民風，也是民族振興的基礎，但也暗示著必然變革才是最后出路的道理。回歸人性，實際上是對人性的尊重，對人本身對人個體的尊重，民主化色彩濃烈，從另一個側面來說，這是對人的更真實的描寫與反映，更能揭示社會，打動人心，啟迪悟性，更能“留給讀者不斷思索、不斷回味的審美空場”(黃文強《論<邊城>的美學意蘊》)，對我們今后的寫作有深刻啟發的。他以具有良知的文人風格，重塑民族精神，以人性化的關照和對程序化寫作的反叛，對后起寫作者具有相當的影響，對振興民族、樹立高尚的人生道德標準是非常具有啟迪作用的，他所建構出來的理想和人文關照應該是屬于中國現今的和平時代。